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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正是租房旺季，合适的房子太难找。她花了四千五租了校内一居，老公房，在六楼，没电梯，坐南朝北。
房子像是很久不住人了，拔了电的冰箱里还放着过期的酱油醋，卫生间的瓷砖原是贴的白瓷，年深日久，从排列整齐的贝齿变成了无限泛黄接近于黑的龋齿。她穿上了多年不见天日的衣裳，戴着用报纸叠成的帽子，将屋里的旧物重新洗涮了一遍，实在要不得的都扔了，搬家的东西里，厨具占了一大半，那些东西也不是不可以留给他，可她知道她不搬走，一定会被他给扔了，都是她一件件淘来的，她舍不得。
搬完家后，她把他的房子给重新打扫了一遍。不过，她想，以后他未必会来这儿住了。
他俩十月末才去的民政局，他太忙了，抽出时间来不容易。钟汀刚买的二手车开了没几天就进了修理厂，她是打车去的。办离婚得拿结婚证，虽然路肖维说她笑得不怎么好看，可她觉得红底的照片上她笑得挺好的，尽管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她结婚时并没有奔着离婚去。
从民政局出来后，路肖维突然问钟汀为何要同他结婚。
钟汀同他并肩走，“你听没听过钱老的一句话？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地甜。婚姻于我就是这葡萄。”
其实摘葡萄的时机也是要选择的，时机对了就是甜的，时机不对就是酸的。
钟汀想味道的酸甜有时倒不取决于葡萄，而是摘葡萄的人。
路肖维并未接下去问，还用问么？他不是酸的，难道还是甜的不成？
既然知道了答案，就没必要再去自取其辱。
他把手上的牛皮纸袋递给她，为了排队买栗子，他罕见地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