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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T片来看,对冲伤明显。颅骨骨折线连贯为线形,贯穿枕部,这样的损伤必须是和有一定接触面积的钝物接触才能形成,而且应该是经过了减速作用。”我说,“显而易见,是伤者说了假话,他的伤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来的。”
说完,会议桌周围的几名法医都点头认可。
“既然这样,那就不宜参照人体轻重伤鉴定标准进行伤情鉴定。”胡科长说。
其实这并不是在尸检,而是在进行伤情鉴定会诊。
伤情鉴定是法医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命案侦破。一方面伤情鉴定牵涉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争,所以无论做出什么结论,总会有一方不服,会认为对自己不公,然后猜测说法医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为很多损伤伤及内脏、骨骼,法医不能像检验尸体那样得到直观的认识,而是要通过医学知识、医学影像学资料对**的伤情进行诊断,并对照伤情鉴定标准进行鉴定。
省城的法医实力很强,但是对于伤情鉴定也丝毫不敢怠慢,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医部门会利用地理优势,定期邀请省公安厅、市检察院的法医共同对一些疑难的伤情鉴定进行会诊,尤其是接近伤情鉴定标准线的伤情,通过集思广益更能体现鉴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时,各部门的法医也通过这种类型的会诊工作,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统一对伤情鉴定标准的理解度。
这一段时间,省城的伤情鉴定数量突然减少,疑难案件数也大大降低,所以这一次的会诊工作只有这么一起案件。
案件很简单,是两个人发生纠纷,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伤者报案的时候称是行为人用砖头砸伤了他的后脑勺,而行为人称是伤者追逐他进行殴打的时候自己滑倒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办案单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伤者的病历材料,要求法医解决致伤方式的问题。法医简单的一纸鉴定,却可以分辨出这个案件中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听上去很神奇,但是法医的肩上担负着千斤重担。“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师父对伤情鉴定的解读。
会诊结束后,我和胡科长在办公室里拉家常。胡科长是我工作前实习的带教老师,如今一晃数年,他的鬓角也染上了白霜。
“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点儿闲得发慌了。”胡科长笑着说。
“我翻了你们的登记表,这一个月来,你们收了60起伤情鉴定,还闲得发慌?”我说。
“我们每年受理伤情鉴定都是1000多起,这个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闲了很多?”胡科长掰起了指头,“不过,咱省城有个规律,一旦伤情鉴定少了,就是要有难度大的命案了。不过最近好像还算平静。”
不是我迷信,但是干法医的确实忌讳这样的话,虽然我也被称为“乌鸦嘴”,但是乌鸦嘴的法医绝对不止我一个。听完胡科长的话后,我突然后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还没消去,胡科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应景地响了起来。
胡科长接着电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从惊讶到凝重。挂了电话,他说:“真邪门儿,我这破嘴。”
“有命案?”虽然祈愿天下太平,但是听说有命案,还是有一股冲劲儿涌上心头。
“西郊城际铁路高架下面的小楼,死了一对年轻夫妇,据说惨不忍睹。”
胡科长皱起了眉头。
我拿出手机看了下日历:“明天周末,不如我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出勘现场、侦办此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