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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缘由,一言难尽!”丁日昌似乎是不愿意回忆这段痛苦的往事,他叹息了一声,扼要的答道,“曾有家仆报知。称于码头上看见过她,是为一个不甚熟识的汉子抱上了去英国的船,鲲宇在英伦既有亲友。可否帮我打探一下,此女相貌。回头我着家人送画像来。盖此女本为双生姊妹,相貌酷似,走失的是妹妹,姐姐尚在,有姐姐的画像,即可辨认。”
“如此最好。”林义哲道,“雨生兄放心。这事儿,包在愚弟身上。”
“那便多谢鲲宇了!”丁日昌感激涕零道。
林义哲看着丁日昌激动的样子,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历史时空当中的丁日昌。为什么会成为首倡保护海外中国侨民的先驱了。
在后世人的一般印象中,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实干家。但不为人知的是,他在办理洋务和对外交涉中,对海外华侨有了新的认识。较早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关心和保护华侨的建议和措施,其中不少为清廷采纳,是一位功不可没的护侨先驱者。
丁日昌的护侨思想首先源于他对海外华侨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有利于中国“自强求富”的认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全世界的发展给勤俭精明的华侨提供了发展条件。西方殖民者与土著的隔阂更使他们有了发展良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期华侨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力量。最先认识到海外华侨实力的,是一部分与“洋务”相关的沿海地方官员。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广东巡抚蒋益沣上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人非不多。新加坡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内地二十余万人,槟榔屿、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以便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随后,“出身贫寒,起于州县,周知民隐,而又生长于广东侨乡”的丁日昌指出“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万余人,吕宋也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槟榔屿约有*万人。新老旧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建议清廷“妙选使臣,分驻各国,或数国兼遣一使,或一国专遣一使”。他还陈说遣使的作用可以“通中国之情款”,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这样“中国就多得一助”。
虽然有少数地方督抚大员表示反对遣使,但由于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极力赞同,加上西方列强的压力和劝诱,总理衙门最终决定遣使出洋,但在人选问题上颇费周折。当时,传统观念仍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清朝官吏。他们多不屑从事外交,甚至对出使外国视为畏途。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其友人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洋务派官员则担心中国缺乏可充当使节的人才。对于人选这一问题,丁日昌有独到的见解,他在《海防条议》中说涉外人才,“只要能任时局之艰巨,不必复计资格之有无”。同治七年(1868年),丁日昌独具慧眼,将出身秀才的李风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派李风苞随容闳前往外国考察。光绪元年,丁日昌又推荐李凤苞出使外国。李风苞先后到了法国、英国,后来署理驻德大臣,兼充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大臣等,成为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另外,丁日昌选才的目光还投到华侨之中,“现在新加坡俄国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胡璇泽),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建议清政府联络新加坡侨领胡璇泽充任领事,具体提出借用当地侨领作为驻外领事的方案,以解决一时乏人“堪膺此选”的矛盾。后来陈善谦(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张振勋(槟城副领事、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槟城副领事)等当地华侨社会的侨领均成为一方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