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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在广东买下宝顺轮后,又招募了广东和福建籍的水手七十余名。这些人被称为“得力水手”,甚至被称为“死士”。得力,一方面说他们深熟水性,更是说他们对剿捕海盗的作用;而“死士”,则是说他们作战是不要命地勇敢。这些水手,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手了,而成了水兵了。而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还上岸追击消灭海盗,简直就是一支早期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配备的武器,是火枪。
贝锦泉现在仍然记得,当时自己在“宝顺”轮上司炮舵。宁波府将“宝顺”轮列档入册,还发给了“宝顺”轮出海的执照,海盗们不知道宁波商人已经有了利器,照旧在海上猖狂。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55年,广东海盗船30余只在福建、浙江海面上肆意抢掠,又窜到北洋,和其他海盗会合。运送漕粮的船只都被堵住了。农历六月,“宝顺”轮出洋,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海盗船,击沉5艘,击毁10艘。十四日在山东黄县洋、蓬莱洋击沉4艘,俘获1艘,焚毁6艘。残余的海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杀死海盗40余人,俘虏30余人。十八日在山东石岛洋击沉1艘,救出被劫江浙船只300余艘。短短11天功夫,“宝顺”轮就将北洋的海盗全部肃清,开回上海。二十九日“宝顺”轮巡航宁波石浦洋,海盗船23艘在港内停泊,“宝顺”轮率领水勇船进港攻击,从清晨五点到下午三点,23艘海盗船无一幸存。残余海盗逃上岸去,船勇追击杀死300余人。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击沉海盗船4艘,十四日在烈港洋击沉海盗船8艘,十八日又在石浦洋击沉海盗船2艘。十月十八日。又在烈港洋击沉海盗船4艘。南洋也全部肃清。在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宝顺”轮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8艘,生擒及杀死溺死海盗2000余人。“宝顺”轮之名,一时声震四海。
看到了火轮船的巨大威力。第二年上海商人也购买了一艘,取名“天平”轮,并和宁波约好,一艘巡北洋,一艘巡浙海,这样一来,海盗的踪迹更是稀少了。不久。北洋布满了洋船,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咸丰八年,也就是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侵入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分别和俄、美、英、法签定了《天津条约》,北洋也允许通商,洋船大量驶入,海盗便进一步减少了。
当“宝顺”轮出现时。时任浙江巡抚的何桂清私下曾说:“艇船非火轮不能胜”,但当时朝野上下尚未意识到拥有西方科技的迫切性,而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让许多人清醒到了一点: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轮船。1861年3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1862年,曾国藩购买轮船一艘,名“威林密”号;次年李鸿章也购置两艘“唐生”号和“飞而复来”号。1867年,清政府终于颁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允许华商在章程范围内可以置办洋式船只,这已经比宝顺轮晚了13年了!
想起往事,贝锦泉激动不已。
福建船政局成立后,贝锦泉和当年的督船张斯桂一同被招入。因为他们在“宝顺”轮上的功绩,沈葆桢将他们招在身旁。张斯桂后来因通晓洋务,由沈葆桢推荐他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任出使日本国副使。而贝锦泉则担任福建船政局之初向洋商购买的轮船“华福宝”号的管带。
现在,虽然贝锦泉因台湾逐灭倭寇之功已然名扬海内,并且成了船政水师的统领(船政水师因级别关系,现在尚未设提督),不需要他再亲自指挥舰船,但他的心里,仍然深深的怀念那段波澜壮阔的日子!
中国舰队很快驶入港内,停泊在港中的外*舰立刻鸣响了礼炮致敬,中国舰队则还放礼炮回礼,一时间港内旌旗猎猎,炮声隆隆,好不热闹。
看到此时船政水师的旗舰“福靖”号的飞桥上站着的竟然是老战友邓世昌,贝锦泉似乎明白了什么,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微笑。
而在北洋水师的旗舰“龙骧”号的飞桥上,除了管带刘步蟾,贝锦泉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人的身影。
这个人身上没有穿着宝蓝色的中国海军军服,而是披着一件黑色的大氅,头戴官帽,年纪和自己仿佛,人看起来相当忠厚和气,但他站在飞桥之上,却显出一种威严的气场来。
“大人,尚泰王殿下派官来请,大典就要开始了。”贝锦泉正在琢磨来人是谁,一位亲随前来禀报道。
贝锦泉点了点头,带着属官们一起下了炮台。
不多时,更名大典正式开始,在震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首里城的琉球王宫内,悬起了慈安太后御笔亲书的金匾“守礼天门”和慈禧太后御笔亲书的金匾“怀恩永固”,琉球国王尚泰率文武群臣焚香祭拜,然后从册封天使手中接过“琉球国王”镀金银印,摆祀于宗庙前,再请天使移步至港口,率全体大臣和百姓听天使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