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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跟我妈一样,在最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人渣,然后被无情抛弃。
不同之处在于,她遇见的人渣似乎更人渣,而她的经历则更苦、更难。在七十年代,自己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没有固定工作,靠糊火柴盒为生,而抛弃她的那个男人却是中建四局的大工程师,拥有不菲的房产和富裕的生活,一分钱都没有给过她。
在那样的年代,一个离婚的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与现在有很大不同的,几乎是在社会的最底层。她带着四个孩子,其中还有只有三岁的我妈妈,以及尚在襁褓的我舅舅。
夏天在天桥底下的露天电影院捡别人吃西瓜吐出来的瓜子,有时候为了不被别人抢先,有钱人家在上面吃,她就已经蹲在旁边等。拿回家炒一炒,留一部分等着过年做年货,剩下的就在夜摊子上卖了。
冬天到街道上的锅炉门口等煤渣,挑一些块儿大的拿回家过冬,很多穷人都在抢,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把好的都抢走,那些煤渣还泛着红就伸手去抢,时常烫起燎泡。
在她的故事里,命运没有什么转机,生活也没有什么转折,捡瓜子、捡煤球没能捡出一段新的爱情,也没能捡出一个好的机遇。三个女儿该辍学打工的就辍学,就连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只是念完初中就出去闯荡。
我的二姨妈学习最好,是个大学生的材料,就连学校的老师都劝她排除万难一定要继续念书,姥姥也劝她:“你是这个料,我就是卖血都供你,还有你弟弟妹妹,叫他们不念了也供你。”她却不顾一切说什么也要放弃学习,去公交公司当学徒,为了能够早一点儿给家里赚钱。
而我妈在大姨和二姨的帮助下勉强念完了高中,就进了工厂当造纸女工。
大概生活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儿女成人。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富起来,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大约只有我姥姥在骂:“改革开放和穷人有屁关系?”
制度的春风确实没能让我姥姥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她和她四个孩子的日子,是用一双手辛辛苦苦撑起来的。撑到我大姨在服装批发市场盘下一个缝裤边、改衣角的铺子。撑到我二姨出徒成为j市第一批女司机。撑到我妈连续半年是车间优秀员工,终于被转为国有正式员工。撑到我舅舅被建筑机械厂录用为业务员,进了第一单生意。
大概到这里,春天才刚刚到来。她终于不用在晚上点着蜡烛糊火柴盒,也不用在冒着火苗的煤渣中翻捡,更不用蹲在别人脚下等着吐出来的瓜子。
这样一个女人,没有什么能够打到她。
所以我大姨在济南的北边叱咤风云,黑道白道遍地是朋友,j市最大的批发交易市场近一半的门头房都由她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