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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跟我妈一样，在最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人渣，然后被无情抛弃。
不同之处在于，她遇见的人渣似乎更人渣，而她的经历则更苦、更难。在七十年代，自己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没有固定工作，靠糊火柴盒为生，而抛弃她的那个男人却是中建四局的大工程师，拥有不菲的房产和富裕的生活，一分钱都没有给过她。
在那样的年代，一个离婚的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与现在有很大不同的，几乎是在社会的最底层。她带着四个孩子，其中还有只有三岁的我妈妈，以及尚在襁褓的我舅舅。
夏天在天桥底下的露天电影院捡别人吃西瓜吐出来的瓜子，有时候为了不被别人抢先，有钱人家在上面吃，她就已经蹲在旁边等。拿回家炒一炒，留一部分等着过年做年货，剩下的就在夜摊子上卖了。
冬天到街道上的锅炉门口等煤渣，挑一些块儿大的拿回家过冬，很多穷人都在抢，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把好的都抢走，那些煤渣还泛着红就伸手去抢，时常烫起燎泡。
在她的故事里，命运没有什么转机，生活也没有什么转折，捡瓜子、捡煤球没能捡出一段新的爱情，也没能捡出一个好的机遇。三个女儿该辍学打工的就辍学，就连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只是念完初中就出去闯荡。
我的二姨妈学习最好，是个大学生的材料，就连学校的老师都劝她排除万难一定要继续念书，姥姥也劝她：“你是这个料，我就是卖血都供你，还有你弟弟妹妹，叫他们不念了也供你。”她却不顾一切说什么也要放弃学习，去公交公司当学徒，为了能够早一点儿给家里赚钱。
而我妈在大姨和二姨的帮助下勉强念完了高中，就进了工厂当造纸女工。
大概生活真正的转折点，就是儿女成人。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富起来，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大约只有我姥姥在骂：“改革开放和穷人有屁关系？”
制度的春风确实没能让我姥姥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她和她四个孩子的日子，是用一双手辛辛苦苦撑起来的。撑到我大姨在服装批发市场盘下一个缝裤边、改衣角的铺子。撑到我二姨出徒成为j市第一批女司机。撑到我妈连续半年是车间优秀员工，终于被转为国有正式员工。撑到我舅舅被建筑机械厂录用为业务员，进了第一单生意。
大概到这里，春天才刚刚到来。她终于不用在晚上点着蜡烛糊火柴盒，也不用在冒着火苗的煤渣中翻捡，更不用蹲在别人脚下等着吐出来的瓜子。
这样一个女人，没有什么能够打到她。
所以我大姨在济南的北边叱咤风云，黑道白道遍地是朋友，j市最大的批发交易市场近一半的门头房都由她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