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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四合院里的梧桐还在晚风里轻轻晃悠，一地碎影斑驳温柔。
他趴在窗棂上，隔着一层薄薄的纱窗往院子里瞧。
昏黄的落日里，父亲拎着两只大箱子，把母亲送上了小车。
母亲站在车前，忽然回过头来。
他没躲没避，还是一动不动站在纱窗后头，对上她的视线。
刘学英已然扶上车门的手蓦地一松，调转回来，走进了里屋。
她蹲下来，把儿子揽入怀里。
“定儿，好好念书。”
九岁的薛定站在那，忽然问了句：“以后我就没有妈妈了，是吗？”
“当然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走？”
“因为我和你爸离婚了。”
“可你是和他离婚了，又没和我离婚，为什么要离开我？”
薛振峰站在门槛外头，看着这一幕，没说话。
刘学英摸摸儿子的头，“妈妈只是不再跟你和爸爸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我爱你这件事，半点也不会变。”
薛定从她怀里挣脱出来，问：“你们为什么离婚？吵架了吗？”
“没有。我们没有吵架，我和你爸爸现在，将来，会一直是好朋友。只是一直以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分隔两地，我们都已经习惯各自过日子了。”她摸摸他的头，也不期盼他能理解，“将来你一星期跟着爸爸，一星期跟着妈妈，行吗？”
薛定后退一步，想了想，回答说：“不用了。反正我一直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今年九岁了，没有你们也长这么大了。”
他说这话时，没有半点埋怨，只是冷静而疏离地望着父母。
刘学英和薛振峰一个立在门外，一个蹲在儿子面前，谁都没能说出话来。
二零零零年，薛定的父母，刘学英与薛振峰，正式离婚。
那年还流行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桑塔纳，在他们住的四合院外就停了辆蓝色的。他们这婚离得确实相当和平，没有脸红脖子粗地争上一句，反倒是薛振峰拎着刘学英的行李箱，亲自把她送上了车。
临走时，还能微笑着挥别。
薛定还是站在纱窗后头，安安静静挥手跟母亲告别，然后爬回写字桌前写作业。
那一阵在学唐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他不是游子，向来是留守儿童。他爸妈也不是外出务工者，是老北京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常驻国外大使馆，一个当记者满世界跑。跑着跑着，感情也慢慢淡了。
说起来，院子里没谁不羡慕他家。
可仔细想想，他倒是更羡慕隔壁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