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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有一种整体的理论可以解释经济完全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哲学一样，经济学也是一门发展的学问而不是固定的原则。并且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不是一门抽象的学问。中国自身几十年如此成功的经济经验似乎也没有形成一门抽象的学问，相反，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领导的经济学本身往往出于被批判的地步，因为它们始终没有符合某个主流经济学的原则。
不过，说个个人的观点，也许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并不是某种僵化不能再改变的东西，它才保持着发展的动力，所谓的改革的红利有时候说不定就是改革本身。
目前的孙瑜，按照他的认识，可以理解到这样一点，政府对于对于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不论是依靠官僚部门还是依靠科学经济机构，又或者依靠市场调查，正确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有时候足够的经验虽然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让问题不变得更坏。
所以也许完全不存在某种终极的真理和终极的经济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发展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整个国家实在是没有必要实现一种整齐划一的政策，完全可以因地制宜，甚至故意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政策实验效果。但是，就如同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不能达到的一样，依靠官僚治理的国家有时候客观条件也受到官僚的主观意愿的干涉。
这就是以前那些改革者大喊政府放手，交给市场去管理的原因。因为官僚本身并不是客观的物品和条件。
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的动物就是政治的动物。
所以把我们的tg的党史仅仅看作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完全不对，但是如果又仅仅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历史也失之偏颇。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对于社会和世界全局设计的目光，tg的党员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换句话说不是每个组织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很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派或者托派，或者他们就是官僚本身，很多官僚是没有哲学思维回路的。
官僚体制一方面将官僚当做是工具，作为整个体系的一环，一方面，它自己本身所形成的整体以个体对整体的自我认知思想产生自我意识。王亚南同志的官僚主义研究，很清楚的表明了就这种自我意识——官僚主义的实质表现来看，中国几千年前和几千年后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变化。
所以，即使是社会主义的皮，在旧的官僚主义的熏陶下，也会产生某种特质的变异，实际上建国十七年来的发生的种种事情已经逐渐显现出下来了新社会向旧社会的复归。即使工业化的浪潮开始吞噬农业社会遗留的不宜的封建残余，但是旧传统以新形式强烈地自我表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