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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瑜耸了耸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也许会有麻烦。”
“我觉得也许不是麻烦。”陈安平说道，“不如我们去五号同志那里一趟。”一边说着，陈安平走到了房间的电话旁开始给五号同志打电话。孙瑜在一旁听着陈安平在提出了会见的请求之后，一直不停地说是，孙瑜一时之间也没有心思去听五号同志在电话那头是怎么说的了。
因为陈安平的缘故，这些历史上的糟糕事件发生得很有节制，tg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所以一旦它自身的立场不站在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一边，它本身就被取消了哲学上的合法性。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是劳动人民专政的国家，如果劳动人民不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这个国家的性质就改变了。譬如国家由大资本家联合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了，那么即使它在他的国会或者议院放上几个劳动人民，也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现在的问题是，官僚们本身催化了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作为劳动人民委托的代表，官僚阶层本身把持着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王亚南同志早就认识到，为了统治，一个官僚阶层是不得不存在的。
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所谓的历史一乱一治的循环论就指向了这个问题。主席同志当时信心十足回答人民民主的监督会克制住这个问题。
在进入北京城，建立全国政权的前夕，主席同志同样对于这个问题发出了警告，从打天下到坐天下，这里有一个心态的转变问题，tg党员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最初的意愿和意志贯彻下去而不是追随着历史的旧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57年的运动，原本希望发动一场党外针对党内的监督运动，结果没有料到那些旧时代出于人上人的地位的民主人士错判了形势，光明正大地将轮流坐庄的念头抛了出来。夺取政权这个最大的矛盾将党内和党外严重对立起来，逼得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这里面又有谁在借机浑水摸鱼，搅乱局势，将问题扩大，这是一个很难知道的事情了。当年那些公开的发言还留在历史的报纸上，如果去仔细阅读就可以知道后来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不如他们的前辈多矣。
当政的时间越长，所产生的倦怠也就越严重，当初包含理想奋进的革命者，逐渐被培养成为了守旧的官僚——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始终太少，所以很难创造出一种新思维，旧的思想的沉淀逐渐发挥其影响。革命的旧人也会堂而皇之地认为，既然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那么也自然应该由自己来坐，带领自己打天下的领袖应该自然而然地论功行赏，将自己的地位固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