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0章 民族的未来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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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农村’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们国家其他地方的‘农村’又是什么样?
我跟文学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说,他以前在汨罗江边插队,离着他不到二十公里就是屈子祠,他听着当地的方言还能与楚辞当中的用词联系起来。
我记得忠实同志跟我说,他的老家叫灞桥村,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
这也就是传说中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
这么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对于‘农村’的定义是不是太过狭隘了?
或者我换个说法,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于‘农村’的讲述是不是太过片面了?
我再进一步说,我们刻意将‘农村’这个概念从我们的文化中独立出来,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但却忽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阳讲话的语气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时候,他总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今天的发言他依旧是如此。
可在场众人听着听着,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严肃,有些人连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发现,林朝阳似乎在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几十年里,国内的文化界、文学界对于“民族文化”这个词是极其敏感的,因为这个概念与上面强调的意识形态是有些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