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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
我立刻驾马车到了希灵汉姆，来得很早。我把马车停在门口，独自走上了小路。我轻轻地敲门，尽量小声地按门铃，因为我怕吵到露西或者她的母亲，希望是一位仆人来为我开门。过了一会儿，发现没有反应，我又敲了门，按了门铃，还是没反应。我诅咒仆人的懒惰，她们这时候可能还躺在床上，已经10点了，所以我又敲门并按门铃，我已经不太耐烦了，但还是没有回答。刚才我还只是准备责备一下仆人，但是现在一阵恐惧袭上我的心头。这是不是笼罩在我们周围的厄运锁链上的又一环呢？是不是这里已经是一个死人的房子，而我来得已经太迟了？我知道，一分钟甚至是一秒钟的耽搁，都可能对露西造成几小时的危险，如果她再次发病的话。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想找到一个入口，可是却没有找到。每一扇门和窗户都被锁好了，于是我又回到前门去敲门。就在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听见一阵马蹄飞奔的声音。它停在门口，几分钟后我看见范海辛从小路跑过来，他看着我，喘着气说：“是你，你刚来吗？她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太晚了？你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我尽量快速和连贯地告诉他，我今天一大早才收到他的电报，马上就赶到这里，但是屋里没有一个人给我开门。他停住了，摘下帽子严肃地说道：“恐怕我们是太迟了。上帝已经下了决心了！”
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继续说：“来吧。如果没有能进去的入口，我们必须找出一条。时间现在对我们是头等重要的。”
我们转到房子后面，那里有一个厨房的窗户。教授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把医用锯，递给我，指着窗户外面的铁栏杆。我马上开始锯它们，很快就弄断了其中的三根。然后，我们用一把又长又细的刀将门闩拨开，打开了窗户。我帮助教授进去，然后跟在他后面。最近的厨房和仆人的房间里都没有人。我们看了所有经过的房间，在餐厅里，借助从百叶窗投下的微弱光线，我们发现四个女仆躺在地板上。没有必要检查她们是否还活着，因为她们的鼾声和房间里鸦片酊的味道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她们的情况。
范海辛和我互相看着，我们一边离开，他一边说：“我们一会儿再来管她们。”然后，我们上楼进了露西的房间。我们停在门口一两秒钟，听了听，但是没有听到声音。我们的脸苍白了，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打开了门，进入房间。
我该怎么描述我所看到的呢？床上躺着两个女人，露西和她的母亲。她的母亲身上盖着一块白布，一角被从破损的窗户吹进来的风吹开，露出一张扭曲、惨白的脸，上面还残留着恐惧的表情。在她的旁边躺着露西，脸更加惨白和扭曲。曾经戴在她脖子上的花现在在她母亲的胸膛上，她的脖子露了出来，上面有两个我们以前已经注意到的伤口，但是看起来更加发白和血肉模糊。教授一言不发地伏在她身上，他的头几乎都要碰到露西的胸膛了。然后，他很快地转过头来，跳起来对我叫道：“还不算晚！快点！拿白兰地来！”
我飞奔下楼，拿着白兰地上来了，小心地闻了闻，尝了尝，以免它也像我在桌子上看到的那瓶雪莉酒一样被下过药了。女仆仍然在呼吸，但是不太安定，我猜是药效快过了。他像以前那样将白兰地涂在她的嘴唇、牙龈、手腕和手掌上，他对我说：“我可以做这个，做一切现在能做的事，你去把仆人们叫醒。用湿毛巾擦她们的脸，然后拍拍她们，让她们准备好火炉和澡盆。这个可怜的人几乎要和她身边的那个一样冰冷了。在我们做其他事情之前，必须把她给弄热。”
我立即去了，很容易地叫醒了其中的三个。第四个是个小女孩，药显然对她起了更大的作用，所以我把她扶到沙发上，让她继续睡。
其他几个一开始很晕，但是，当她们回忆起来时，全都歇斯底里地叫着和啜泣着。不论事情怎样，我对她们很严肃，不让她们说话。我告诉她们，失去一条生命已经够糟糕的了，如果她们耽搁了，还会失去露西小姐。所以，她们哭着喊着，衣衫不整地去准备炉火和热水了。幸运的是，厨房里锅炉的火还没有熄灭，不缺热水。我们弄了个澡盆把露西抬出来，然后放进去。就在我们忙着擦热她的四肢时，大厅的门被敲响了。其中一名女仆慌忙穿好衣服，下去开门。她回来小声跟我们说，有一位绅士带来了郝姆伍德先生的信息。我吩咐她，就告诉他先等着，因为我们现在谁也不能见他。她去传话了，因为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我把他完全给忘记了。
在我的印象里，从没见过教授这样认真地工作过。我知道，他也知道，这是与死亡进行的持久的战斗，我停下来告诉他。他回答的话让我听不懂，但是脸上的表情是极其严肃的。
“如果这就是所有的了，我就会停在我们现在的地方，然后让她自己慢慢地死去，因为我在她的世界里看不到生命的曙光。”他更加拼命地继续工作着。
不久，我们都感觉到加热开始有效果了。露西的心跳在听诊器里更明显了，也能感到她的肺在运动。范海辛总算松了口气，当我们把她扶起来，用一块热毛巾把她擦干时，他对我说：“是我们首先得到了奖励。”
我们把露西带到了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把她放在床上，并向她的喉咙里灌了几滴白兰地。我看见范海辛将一块柔软的丝绸手帕系在她的脖子上。她依然没有知觉，情况还是我们看到过的最坏的。
范海辛叫其中的一名女仆进来，让她和露西待在一起，在我们回来之前，眼睛都不要离开她，然后示意我离开了房间。
“我们必须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下楼的时候他说。在大厅里，他打开了餐厅的门，我们进去以后，他小心地关上了门。百叶窗已经被打开了，但是窗帘拉上了，这是英国的下层阶级的妇女严格遵守的哀悼礼仪。于是，房间变得十分黑暗，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已经足够亮了。范海辛的严肃有点被为难所化解了，他显然在为一些事情而苦恼，于是我等了一下，他说道：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能找谁来帮忙呢？我们必须再输血，否则那个可怜的女孩连一小时也活不过。你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也是。我不敢相信那些女人，即使她们有勇气做。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为她打开自己血管的人呢？”
“那么，我怎么样？”
一个声音从沙发那里传来，这个声音给我带来了安慰和欣喜，因为这是昆西·莫里斯的声音。
范海辛一开始又惊讶又生气，但是下一刻又变得高兴起来，因为我叫道：“昆西·莫里斯！”然后冲到他面前，向他伸出双手。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们握着手，我叫道。
“我想是因为亚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