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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鲁道夫·韦格纳上校伪装成医药批发商康拉德，正坐在汉莎航空公司的Me9—E火箭助推飞机上。他眺望窗外，欧洲就在前方。他想，转眼就到了，大约七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在滕佩尔霍夫机场降落。
我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完成得怎么样，当他看到大地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候，这样想到。现在就看寺夫木将军的了，看他在日本能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他们。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想，但是我们却无法对前景感到乐观。日本人可能无法改变德国的政局。戈培尔政府已经掌权，很可能会站稳脚跟。等他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会重启蒲公英计划。地球上的那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将遭到毁灭，只是为了某个疯狂偏执的理想。
假设他们——纳粹分子——最终毁灭了那块地方，会有什么后果？让那块地方成为一片废墟？他们做得出来。他们有氢弹。毫无疑问，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就是想毁灭万事万物。大家同归于尽，或许正是他们渴望的，也是他们正在努力实现的。
第三帝国的疯狂最终会给人类留下什么？纳粹的疯狂会毁灭每一个地方、每一条生命吗？到那时，我们亲手把地球变得死寂沉沉？
他不愿相信这一点。即便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被毁灭了，在其他某个地方，一定还存在我们未知的生命形式。人类世界不可能是唯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一定还有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存在于某个区域，某个维度，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尽管我不能证明自己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不合逻辑——但我还是相信，他对自己说。
播音员在喇叭里说道：“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
我们就要降落了，韦格纳上校对自己说。肯定会有安全警察来接我。问题是：他们代表哪一个政治派别？代表戈培尔，还是代表海德里希？假如海德里希还活着的话。我坐在这趟飞机上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被抓起来枪毙了。独裁社会在政权更迭期间，事态瞬间千变万化。在纳粹德国，曾经有过许多名单。人们眼看着这些名单逐渐变得褴褛，直到——
几分钟过后，火箭助推飞机安全着陆。他站了起来，手臂上担着大衣，朝舱门走去。前后都是焦急的乘客。这次可没有什么纳粹艺术家，他想起上次乘飞机的情形。没有像洛策那样的家伙用愚蠢的观点打扰我。
一个穿着航空制服的职员帮助乘客一个个走下舷梯。韦格纳注意到，这人穿得就像德国元首希特勒。大厅那边站着几个黑制服警察。是在等我吗？韦格纳缓慢地走下拥挤的飞机。在大厅的另一头，人们在等待着，挥舞着手，呼喊着……甚至还有几个孩子。
其中一个黑制服警察，金色头发，扁平脸，戴着党卫军徽章，正时刻留意着过往的乘客。看到韦格纳过来时，他立刻敏捷地迎上去，长筒靴的后跟咔嚓一并，向韦格纳行了个军礼：“对不起，您是不是反间谍机关的韦格纳上校？”
“对不起，”韦格纳回答道，“我是康拉德·戈尔茨，是A.G.医药供应公司的代表。”说完他继续向前走。
另外两个黑制服警察——也是党卫军——朝他走来。三个人把他围了起来。虽然他依旧按照原来的速度，朝原来的方向走，但他已经非常突然地、实实在在地被控制住了。其中两个党卫军的大衣下面还藏着冲锋枪。
“你是韦格纳。”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其中一人说道。
韦格纳什么也没说。
“我们有车，”那个党卫军继续说，“受命来接机，把你直接带到党卫队海德里希将军那儿去。他现在和塞普·狄特里希在警备司令部。我们尤其不能让国防军或者纳粹党把你带走。”
那样我会被枪毙，韦格纳对自己说。海德里希还活着，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正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付戈培尔政府。
或许戈培尔政府终究会倒台，他被领进等在那里的党卫队戴姆勒公务轿车时想到。当晚，一个党卫军小分队突然换班，总理办公室的卫队也被替换。柏林警察局突然大规模出动全副武装的国家安全警察，派往四面八方——占领电台，切断电源，关闭滕佩尔霍夫机场。黑暗中的街道上传来重武器驶过的隆隆声。
但这又能怎样呢？即便戈培尔博士被推翻了，蒲公英计划取消了，那又能如何？他们仍然存在，那些黑制服警察，那些纳粹党徒，就算他们取消了东方的计划，也可以在其他地方作恶，比如火星和金星。
难怪田芥先生活不下去了，韦格纳想。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可怕困境。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全都是深重的罪孽。那么，为什么还要抗争呢？为什么还要选择呢？如果所有的选择都是同样的结果……
显然，我们还是继续活着，一直如此，日复一日。眼下我们努力阻止蒲公英计划。以后我们又要努力打败警察。但是我们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一个一个地处理。这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我们只能通过在每一个环节中作出选择，来控制最后的结果。
他想，我们只能怀抱希望并且为之努力。
在另一个世界里，可能会不一样，可能会更好一些。那里善恶分明。不像我们这里，善和恶混淆在一起，辨别不清。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工具帮我们辨别。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己向往的理想世界里。在那样的世界中，成为有道德的人非常容易，因为分辨是非轻而易举；在那样的世界中，做正确的事情毫不费力，因为是非分明。
戴姆勒轿车发动了，韦格纳上校坐在后排座，身旁一边一个警察，两人腿上都放着冲锋枪。还有一个警察在开车。
假如这是一个骗局，汽车高速行驶在柏林大街上的时候，韦格纳想到，如果他们不是带我去警备司令部，去海德里希将军那儿，而是把我带到纳粹党的监狱，然后对我严刑拷打，最后把我杀了……但是我已经作出了选择，我选择回到德国。在找到反间谍机关人员，得到他们的保护之前，我选择冒被抓的风险。
每时每刻都面临死亡，随时随地又有一扇大门向我们敞开。最后，我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这条道路。或者说我们放弃了选择，从容地接受了这个结果。他看到柏林的房屋一排排地闪过。我的同胞，他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他对三个党卫军说道：“最近情况怎么样？政治局势有没有什么新进展？我已经离开德国好几个星期了。事实上，我在鲍曼去世之前就离开德国了。”
他左边的那个党卫军说道：“当然，有不少狂热的民众支持小矮子戈培尔，也是这些疯狂的家伙把他推上台的。但是当比较清醒的民众占据上风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支持一个靠谎言煽动和迷惑大众的跛子的。”
“我明白了。”韦格纳说道。
相互仇视和自相残杀还在继续，他想，或许这里面孕育着希望的种子。他们最终会同归于尽，让我们其余人留下来，生活在世界各地。我们还有足够多的人活下来，满怀希望，重新建设，重新做一些简单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