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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就像是同一天在不断重复，没有任何变化。窗外的遮阳板升起落下，晚上我一个接一个地做噩梦，早晨我们从床上起来，游戏又重新开始，可是难道这真是一场游戏吗？我假装冷静，哈丽也是一样，这种无声的协议成了我们最终的逃避手段，明知彼此在互相欺骗，却心照不宣。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我们将如何在地球上生活的事情，我们将在某个大城市的郊区安家落户，再也不离开蓝天绿树。我们还一起梦想着将来家里的装潢和花园庭院将是什么样子，甚至还对细节争论不休——树篱、长凳……对于这一切，难道我相信过哪怕是一秒钟吗？没有。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我很清楚。因为即使她能够离开观测站—并且活下来—那也只有人才能在地球上着陆，而一个人的身份必须由身份证件来证明。第一道检查手续就会把这条路堵死。他们会试图辨明她的身份，首先就会把我们俩分开，这样她马上就会露馅。这个观测站是我们俩唯一能够共同生活的地方。哈丽知道这一点吗？肯定知道。有人告诉她了吗？根据已经发生的一切判断，多半是这样的。
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听见哈丽悄悄从床上爬起身。我想把她拉回来。只有在寂静中，在黑暗里，我们才能享受到片刻的自由；只有在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我们才会暂时忘却将我们团团围住的绝望，从痛苦的折磨中得到暂时的缓解。她大概没注意到我醒了。我还没来得及伸出手，她已经悄悄下了床。仍然半睡半醒的我听到了她赤脚走路的声音。我的心里突然充满了一种莫名的焦虑。
“哈丽？”我低声道。我想大声呼唤，但又不敢。我在床上坐起。通向走廊的门微敞着，一道窄窄的亮光斜穿过房间。我觉得自己能听见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她在跟什么人说话吗？这个人是谁呢？
我急忙跳下床，但我心中充满了恐惧，两条腿不听使唤。我站在那里，仔细听了片刻。四周寂静无声。我又慢慢把自己拖回到床上，感到自己头上的血管突突直跳。我开始数数。数到1000时，我停了下来，门无声地打开了，哈丽悄悄进了房间。她停住脚步，好像在聆听我的呼吸。我尽量保持呼吸平稳。“克里斯？”她轻声低语道。我没有回答。她迅速溜到了床上。我可以感觉到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而我躺在她身边，无力动弹，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我想开口问她，但时间过得越长，我心里就越明白不会是我第一个打破沉默。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小时，我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和往常没有两样。只有在她不注意的时候，我才用怀疑的目光瞥她一眼。午饭后我们并排坐在弧形的窗户前，红色的云彩从窗外低低飘过。观测站就像一艘船，在云中穿行。哈丽在看书，而我则凝视着窗外，最近这已经成了我唯一能够得以喘息的机会。我注意到，如果把头偏到某个角度，我就能在窗玻璃上同时看到我们俩的镜像，几乎是透明的，但很清晰。我将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拿起。在窗户上，我看到哈丽先瞥了我一眼，看看我是不是在盯着大海，然后俯下身，吻了一下扶手上我刚才碰过的地方。我仍旧坐在那里，姿势僵硬，很不自然，而她又低下头去读她的书。
“哈丽，”我轻声说，“你昨天夜里到哪儿去了？”
“夜里？”
“是的。”
“那……那可能是你梦到的吧，克里斯。我哪儿也没去。”
“你哪儿也没去？”
“没有。一定是你梦到的。”
“也许吧，”我说道，“对，有可能是我梦到的……”
晚上我们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又开始讲我们的旅程，讲我们回地球的计划。
“啊，我不想再听这些了，”她说，“别说了，克里斯。其实你也知道……”
“什么？”
“不。没什么。”
我们在床上躺下后，她说她想喝点东西。
“那边桌上有杯果汁，请帮我递一下。”
她喝了一半，然后把杯子递给我。我不渴。
“为我的健康干杯。”她微笑着说。我把果汁喝完，感觉味道有点咸，但没有多想。
“如果你不想谈地球的事，那你想谈些什么呢？”她关灯之后我问道。
“如果没有我的话，你会结婚吗？”
“不会。”
“永远都不会？”
“永远都不会。”
“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