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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硕士的时候，常上简氏军事年鉴网站上的一个武器论坛。三年前，我在上面结识了一位俄罗斯女士，她没有透露有关自己更多的信息，但从谈吐来看她绝非业余武器爱好者，应是一位很有资历的专家。她的专业是生物工程，与我相距甚远，但她对新概念武器总体理论的看法很深刻，我们很谈得来，并建立了长期的联系，时常在网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两个月后，她告诉我说已参加了一个国际组织的一支考察队，赴中南半岛，考察越南战争时期美军的化学武器对该地区生态造成的长期影响，约我同去。当时正值假期，我就去了。在河内见面时，我发现她同我想象的不一样：她四十多岁，身材瘦削，没有俄罗斯女性的那种粗壮，有一种年龄掩盖不住的美，很深沉的那种，同她在一起你能感到一种温暖和舒适。我们随考察团一起开始了艰苦的考察，到美军喷撒过落叶剂的漫长的胡志明小道上，到发现过化学武器踪迹的老挝丛林中。我发现她是个很敬业的人，并且总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在工作，她唯一的毛病就是酗酒，一喝起来就不要命。我们很快建立了友谊，她在几次喝醉之后，断断续续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
林云抬起头来，看着父亲说：“爸爸，是我们一起走到这里的。”
“从她那里我得知，苏联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建立了新概念武器研究机构，叫‘总参谋部装备长期规划委员会’，她和她丈夫就在这个机构的生化分部工作。我很想从她那里知道这个机构都做了哪些工作，这才发现她即使在酒醉中头脑也很清醒，对那些事情只字不提，一看就是一个在军方的秘密研究机构待过很长时间的人。后来我问多了，她总算给我透露了一项：这个机构曾对大量所谓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研究，试验让他们发现大洋深处的北约核潜艇。但这事早就不是秘密，在严肃的研究领域已成为笑柄。不过由此可知这个机构的思想是相当活跃的，这与3141基地僵化的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小云，我不想责备你了，都晚了，这已经是一切的终点。我这两天唯一在想的是，你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冷战结束后，这个研究机构被解散了，加上当时军队的境况很差，以前的研究人员纷纷脱下军装，到社会上去谋生，但立刻发现这很难，西方的一些类似机构趁机用优厚的条件网罗人才。她丈夫立即退伍了，他离开军队后，立刻接到杜邦公司的高薪招聘，对方许诺，如果她愿意来，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交换条件是新概念武器研究的资料。他们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她向他表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人，她也想摆脱目前的贫困，也想有舒适的住房和带泳池的别墅，也想每年去斯堪的纳维亚度假，也想让唯一的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方提供的优越的研究条件更令她向往。如果她是一名民用项目研究人员或者是一名一般的军用项目研究者，都会毫不犹豫地过去的。但他们所研究的一些东西已经不是那些可以在学术上公开交流的纯概念上的武器了，它们现在已接近实用，在技术上十分超前，在军事上具有潜在的巨大威力，可以决定下世纪各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她绝不能看到自己花费大半生心血研制的东西有一天被用来对付祖国。丈夫说她太可笑。祖国在哪儿？他的祖籍是乌克兰，而她的祖籍是白俄罗斯，她心目中的那个祖国已分成好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些相互之间已几乎成了敌国。最后她丈夫还是走了，女儿也跟着父亲走了，她以后的生活就充满了孤独。
“是的，爸爸。”林云说着，低下了头。
“于是，我对她的亲近感又深了一层。我告诉她妈妈在我六岁时就在战争中牺牲了，以后，我就一直同记忆中的母亲一同生活，直到不久前，妈妈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么年轻。当我意识到岁月的流逝时，就开始在脑海中描绘妈妈年长的形象，但总也想象不出来；当我看到她时，这个形象突然清晰了，我相信，如果妈妈活到现在，一定像她。听了我这话，她抱着我大哭起来，哭着告诉我，六年前，她女儿和男友吸毒过量，被发现双双死在内华达的高级住宅中。
“你已经使三分之一的国土失去了防御。”
“分别以后，我们相互间就多了一份牵挂。在我为了球状闪电的事与陈博士去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时，就去看了她。她见到我的惊喜你是可以想象的，她仍是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冰冷的老年公寓里，酒喝得更多了，似乎整天都处于一种半醉状态中。见到我后她不停地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我让你看一样东西……她搬开一堆旧报纸，下面藏着一个外形很不寻常的密封容器。她告诉我，这是超低温液氮贮存罐，她那微薄退休金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定期补充罐里的液氮上了。她家里放着这么一个东西让我十分吃惊，问她里面贮存着什么，她说那是她二十多年的心血结晶。
“爸爸，我真没有想到宏聚变的威力竟这样大。”林云说。
“她告诉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苏联的新概念武器研究机构曾进行过一项全球范围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收集零散的新概念武器的想法和实践。首先是想法，收集的范围十分广泛，专业情报机构自不必说，很多因公出国的人员都顺便带有这类任务。这种活动有时到了可笑的地步——机构里一些部门的研究人员反复观看007系列电影，想从007带的那些神奇的小玩意儿上捕捉西方新概念武器的蛛丝马迹。另一方面则是收集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中新概念武器的实践，当时首选的当然是越南战争。像越南民间那些带竹签的陷阱之类的东西，它们在战场上的使用效果都被仔细观察过。而她所在的部门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南方游击队用蜂类作为武器。他们最初是从一些新闻报道上得知这事的，为此，她专程赴越南考察。当时美国正打算放弃越南，西贡政权已摇摇欲坠，越共在南方的游击战已演化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正规战，她要调查的这类奇特的作战方式自然不存在了。但她还是接触了许多游击队员，详细了解了这种武器在战场上的效果，结果发现新闻报道夸大其词，她访问过的所有使用过蜂类武器的游击队都证实，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杀伤效果，如果说它真有什么作用，那完全是心理上的，它使美军士兵更加感到他们进入的这片国土之陌生之怪异。
林将军对警卫员挥了一下手，后者对着林云的枪口慢慢垂下来，但手指仍没有离开扳机。
“但她却由此深受启发。回国后，他们开始用基因技术改造蜂类，这可能是基因技术在世界上最早的应用了。但头几年毫无建树，因为当时世界分子生物学还处于很原始的状态，更由于苏联在早些年对基因科学在政治上的压制，使国内在这方面的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又有差距。直到八十年代初，他们才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培育出了毒性和攻击性极强的蜂类。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亲自观看了他们的攻击试验，在试验中，一只攻击蜂就蜇死了一头公牛。这给元帅留下了深刻印象，主持项目的她因此获得了红星勋章。这个项目被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可用于实战的攻击蜂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是在识别上取得突破，新培育出的蜂对某些化学物质极其敏感，只要我方人员身上涂有微量的这种识别剂，就能避免误伤；其次就是攻击蜂的毒性，除了先前那种毒性极强立刻致死的种类外，还培育了另一种类型，毒性同样强，但致死延期五至十天，这样可加重敌方的负担……这个液氮存贮罐里就存放着十万个攻击蜂的胚胎细胞。”
林云对许大校和丁仪微微颔首致意，并露出一丝他们熟悉的微笑，然后她对警卫员说：“我没带武器。”
说到这里，林云长出了一口气，声音有些颤抖，“你可以想象我听到这些时的感觉，我当时两眼发黑，几乎要晕过去。但我还是心怀侥幸地问她，这种东西是否曾用于实战？其实我早已预料到答案。她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更加起劲地说：在当时，由于柬埔寨战争和与中国的边境冲突，越南人没完没了地向苏联要武器，让苏共政治局烦了，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应付。当时苏共总书记向来访的越军将领保证，要向越南提供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其实指的就是攻击蜂。当时派她带着首批十万只攻击蜂去越南，越南人见到他们朝思暮想的先进武器系统就是一窝蜂时，其恼火是可以想象的，他们说苏联对站在最前线浴血奋战的同志进行无耻的欺骗。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确实想敷衍他们，但从她个人来说，不认为他们受骗了。越南人当时并不了解这东西的威力，但他们确实把这批攻击蜂投入战场了，并且抽调了基伊得[11]的一支特种部队来干这事。投入战场之前，她对这支部队进行了一周的培训，然后就同他们上前线了。我战战兢兢地问是哪个前线，柬埔寨吗？我这时还怀着一丝可怜的希望。她回答说：不是柬埔寨，越南军队在那个战场上是占绝对优势的；是北线，去对付你们。我恐惧地瞪着她问：你、你去过中越边境？她说是的。她当然不能到最前边去，她到了谅山，每次看着那些精瘦的小伙子们把识别剂涂到领子上，五人一组，带上一到两千只攻击蜂奔向前线……
林将军慢慢坐在警卫员搬过来的一个原来装试验设备的木箱上，他看上去真的很疲惫，也许在他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是第一次显露出这种疲惫。
“这时她终于发现了我的失态，问：你怎么了？我们自始至终进行的都是试验性攻击，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消灭你们几个人。她说得很轻松，好像在谈一场球赛。如果作为军人和军人之间的谈话，我确实失态了，就是谈到珍宝岛，我们也应该是很从容的。但我不想把妈妈的死告诉她，我在她吃惊的目光中跑了出去，她追上来抱住我，求我告诉她她哪儿错了，但我挣脱了她，独自一个人在寒冷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转，那夜下着大雪，我一时觉得这世界是那么面目狰狞。后来，一辆在街上收容醉汉的警车把我送回了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