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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陷入沉思。
“大部分时间是我们两人一起出去，但遇到她教学和科研工作忙的时候，我有时也一个人出去。有一次在南方，我误入了一个军事基地，当时文革正紧，加上我父母都留过苏，人家看到我带着照相机和一些观测仪器，就怀疑我是刺探情报的敌特，不明不白地一关就是两年。在这两年间，她仍不断外出在雷雨中观测。
过了一会儿，张彬说：“怎么样，对我所说的痛苦，你还抱着刚才那种超然的态度吗？”
“正像你已经知道的，自那次在泰山看到球状闪电后，我就迷上它了，那时我还是一个本科生，心态同你现在完全一样，就不多说了。我首先是到自然雷雨中寻找球状闪电，跑了很多地方。后来认识了她，把我们连在一起的也是球状闪电，她是一个痴迷的研究者，我们是在一次大雷雨中相遇的，以后就一起外出寻找。那时条件很差，大半的路都要靠脚走；晚上住在当地老乡家，还常在破庙或山洞中过夜，甚至睡在露天。记得有一次，因为在一场秋天的雷雨中观测，两个人同时患了肺炎，那个偏僻的地方缺医少药，她病得很重，差点把命丢了。我们遇到过狼群，被毒蛇咬过，饿肚子更是常有的事；不止一次，闪电就击中距我们很近的地方。这种野外观测持续了十年时间，这十年，我们走过多少路，吃过多少苦，遇过多少险，数也数不清了。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决定不要孩子了。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夜色中的校园，“不，张老师，我超然不了，您那种感受在我这儿已不只是痛苦，更是一种恐惧！如果想让我看到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多么险恶，那您这次算做到了。”
我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个房间的主人显然很注意照片周围的整洁，那些纸箱子都离照片有一定的距离，在照片前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空地，但就紧挨着照片，却在墙上的一个钉子上挂着一件雨衣，就是那种胶面帆布的旧式雨衣，深绿色的，显得很不协调。
是的，他做到了。我能忍受一辈子耗尽心血毫无建树，我能忍受抛弃生活中的一切，孤独地终了一生，我甚至可以在需要时献出生命，但我不能忍受一生中再也见不到它！正是对它的第一次目击决定了我的一生，我们真的不能忍受再也见不到它！这点别人可能很难理解，但你能想象，水手能忍受一生见不到大海吗？登山者能忍受一生见不到雪山吗？飞行员能忍受一生见不到蓝天吗？
“我爱人，1971年去世的。”张彬指了指照片说。
“也许，”张彬站起身来说，“你能让我们再次见到它。”
张彬打开那个房门，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摞得高高的纸箱子，绕过它们，里面的地上还堆放着一些纸箱子，除此之外，房间里好像没有别的大东西了。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戴眼镜的女性的黑白照片，那位女性留着那个时代的短发，镜片后的双眼很有神。
我茫然地看着窗外，“张老师，我不知道。”
张彬一个人住着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他的起居都在一个房间里，另一个房间的门始终紧闭着。赵雨曾告诉我，有一次他的一个外省的同学来看他，他想起了张彬家，问是否能让同学在那儿住一晚，张彬竟说没地方。从平时看，张彬交际虽少，但还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所以我和赵雨都觉得那个紧闭的房间有些神秘。
“但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个希望了。我该走了，那张照片你扫描完了吗？”
我去了张彬家，向他说了我在泰山所听到的事。他听后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地板一个劲儿抽烟，一支烟抽完后，他沉重地站起身，对我说：“你来。”然后带我走向那扇紧闭着的门。
我回过神来，“哦，扫完了，我早该还您，可拆下来的时候把镜框弄坏了，我想买一个新的装上，可这些天一直没时间出去。”
张彬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只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没有发表太多的意见。这两年来，泰山的事我一直没向他提过，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可能我预见到，那将迫使他说出一个使他深受伤害的秘密。但现在我就要离开学院了，终于忍不住想把事情问清楚。
“不用了，那个旧的就行。”他接过照片，说，“这些天总觉得屋子里少了些什么似的。”
高波是个出色的导师，他的长处在于能很好地诱发学生的创造力。他对理论的痴迷和对实验的忽视同样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数学模型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实验基础的天马行空的东西。但论文答辩还是通过了，评语是：立论新颖，显示出深厚的数学基础和娴熟的技巧。模型在实验方面的致命缺陷自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答辩结束时，一个评委出言不逊，“最后一个问题：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引起一阵哄笑。
我又回到窗前，看着我的导师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他的腿比平时瘸得更厉害了，步履看上去那么艰难。
博士研究生的两年很快过去了，这两年中，我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球状闪电数学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