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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格莫夫送我们直到机场，分别前，林云说：“我知道，您对我们说了许多不该说的事情，但请放心，我们以人格保证，绝不会把这一切说出去……”
林云介绍说：“这位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员，他……您刚才说您的专业是？”
格莫夫朝林云扬起一只手，“不，少校，我让你们来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一切公之于世，我想让人们知道，在那个可悲的理想主义年代，有一群共青团员来到了西伯利亚的密林深处，在那里追逐一个幽灵，并为此献出了一生……”
“您可不像是干出租车的。”我评论道。
我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
“……科学城源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浪漫的想法，这种想法充满了当时的那种单纯和天真，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实，它并不像你们所听到的那么成功：它远离大都市区，交通困难限止了科技辐射作用。人口太少形不成都市文明，违背了人类向往大都市的理想，徒劳地与大都市抗争，最后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迁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飞机起飞后，我疲倦地闭起双眼靠在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旁边座位的一个乘客捅了我一下，问：“中国人？”我点点头后，他指了指座位前面的电视，好像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看电视他很奇怪似的。电视上正在播新闻，形势又紧张起来，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我太累了，已麻木的心对一切都不再关心，包括形势和战争。我转头看看林云，她正专注地看着电视，我很羡慕她，球状闪电只是她生活中一段时间里的一部分，失去它也不会对她构成致命打击。
我们在机场找到了一辆车去诺克思柏克科市，司机告诉我们要走六十公里路。冰雪覆盖的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纷飞的雪雾和黑色的丛林。林云能讲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语，她和司机好像很谈得来。那司机扭头看了一眼冻得发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语继续对林云说：
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时，飞机就要降落了。
代表团登机回国时，我俩却登上了飞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飞机。其实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不比从北京去近多少。
傍晚的北京春风拂面，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温馨，一时还看不出战争的阴影。冰雪中的西伯利亚这时对我来说已是一个无比遥远、似乎只在梦中存在过的世界。其实现在看来，我以前的所有生活也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
在莫斯科的一个傍晚，林云向团长请假后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饭店。我去她的房间里看她，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着，脸上有泪痕，这让我很惊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会哭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好问，以后在莫斯科的三天里，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从这件事我发现，林云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在华灯初上的长安街上，我和林云相视无语。我们本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我们各自的世界相距那么远，是球状闪电把我们联到一起，现在，这个纽带不存在了。张彬、郑敏、格莫夫……在那个祭坛上被肢解的人已经够多了，再加上我一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感觉到自己心中那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又被泼上了冷水，现在那里只剩下浸在冰水中的灰了。
到莫斯科后，我发现在代表团的活动中自己根本没事可干，林云也一样。我们跟着代表团访问了苏沃霍夫设计局，又跑了军工联合体的几个装配厂。
再见了，美丽的少校。
我不知她说的特权是什么，也没再问下去。
“不要放弃。”林云看着我说。
“我使用了一次特权，这种特权在找大型机时我都没用，这次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林云，我是凡人。”
接到那个留言后，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信息后面有很多东西，但我做梦都想不到真会有到西伯利亚来的机会。一周后，林云通知我同她一起参加一个技术顾问团赴俄罗斯，她告诉我，中俄两国关于在中国境内组装苏30歼击机的谈判已基本完成，这个顾问团是随一个低级别的军事代表团赴俄敲定一些细节问题，我是顾问团中唯一的一名雷电专家。我感到这事绝非巧合，就问林云她是怎么搞到这种机会的，她神秘地说：
“我也是，但不要放弃。”
班机从莫斯科飞了四个小时在新西伯利亚机场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机场降落时又深了一层，只有想到这里离中国更近了，才感到一丝安慰。
“再见。”我把手伸给她，街灯的光里，我看到她的眼中有泪光闪过。
“听，松涛声！”林云兴奋地说，但我没有那个雅兴，只顾裹紧大衣。在纷飞的雪雾中，远方的山峰只有模糊的影子。
我一狠心松开了她那温暖绵软的手，转身大步离去，再也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