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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们回到家中。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吃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开始做晚饭，我问约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给他；他坐在火堆旁边的那张他经常坐的椅子上看书。
他在看的书是戴维·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欧洲最后的夏季：谁发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长条校样。
我准备好晚饭，在客厅中摆好餐桌。家里如果没有其他人，我们便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吃饭。我发现自己一再强调火堆，因为对我们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约翰和我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们通过生火来给房子加热。我们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为雾会弥漫进房子。火堆表明我们在家，表明我们划出了一道防线，表明我们这个夜晚是安全的。我点亮了蜡烛。约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说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给了他一杯。我们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搅拌色拉上。
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
在他停止说话的刹那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是哪个话题，威士忌还是一战。
我只记得抬头看。他的左手抬起来，浑身瘫软，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想让那难受的一天变得好过一点。
我记得说"别这样"。
他没有回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开始吃饭，噎住了。我记得我将他从椅背上抬起来，对他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推哽噎者的上腹部以迫出气管中之异物。。我记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后滑倒在地板上。在厨房的电话旁边，我贴了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救援号码。我把那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并非因为预料到有这样的时刻。我把那些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只是为了预防这栋楼里面万一有人需要救护车。
别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接线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我说"快点来"。医务人员来了，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完，他们已经把约翰躺着的那一部分客厅变成了一个紧急救护室。他们（有三个人，或许有四个，甚至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说不清）中有一个正在跟医院说话，他们似乎正要把心电图传送过去。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注射器，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我想起了这些药名，但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说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摇了摇手指，否定了这句话：呼吸管道没有异物。他们好像使用除颤仪，想恢复他的心律。他们可能激起了一声正常的心跳（或者这只是我以为的，我们一直沉默不语，那是一声猛烈的跳动），然后它消失了，又开始了。
"他仍在颤动。"我记得打电话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