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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事情一点都不正常，我为什么还一再强调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呢？
在这里，让我试试将事情按时间先后排列出来。
2003年12月25日，金塔娜住进了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
2003年12月30日，约翰去世。
2004年1月15日近中午时，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医生设法摘掉了金塔娜的呼吸管，降低镇静剂的剂量，让她能够慢慢苏醒过来；然后，我告诉她他已经死了。本来没打算那天就告诉她的。医生说过她将会时醒时昏迷，起初神智只能部分地恢复，将会有好几天她只能吸收有限的信息。如果她醒来时看到我，她将会想知道她父亲哪里去了。杰里、托尼和我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她第一次苏醒的时候，只让杰里陪着她。她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放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上。她也许就不会想到这个关于父亲的问题。我可以等等再见她，也许等上好几天。我可以到时再告诉她。她将会更加坚强一些。
如同计划，她初次苏醒时，杰里陪着她。但在计划之外的是，有个护士告诉她，她母亲在外面的走廊。
当时她想起来了，她想知道答案。
我走进去。
"爸爸在哪儿？"看到我，她低声说。
因为三个星期来的插管损伤到她的声带，她的低语几不可闻。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我强调他早就患了心脏病，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幸运，但现在运气用光了，这事故虽然突如其来，但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她哭了。杰里和我都扶着她。她又躺下，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见到她的时候，她低声问："爸爸怎么样了？"
我又说了起来。心脏病发作。病史。事故的发生让人措手不及。
"但他现在怎么样呢？"她的声音很低，努力想让我听清楚。
她只听进了突然病发那一段，却不知道结果如何。
我又告诉她。到头来，我将会第三次告诉她，在另一个重症监护中心，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CLA）。
事情的先后次序。
2004年1月19日，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人把她从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转移到十二楼的一间病房。2004年1月22日，她还是很孱弱，无法站立，得有靠背和扶手才能坐着，而且还因为在重症监护中心受到感染而发热。我们给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办了出院手续。杰里和我将她带回我的公寓，让她躺在她原来的房间的床上。杰里外出，按照医生给她开的处方去给她配药。她从床上起来，想从衣柜里再拿一床被子，结果摔倒在地板上。我没力气把她抬起来，只得在那栋楼里面找人帮忙，这才将她抬回床上。
2004年1月25日早晨，她醒过来，依然在我的寓所；她胸口疼得厉害，体温也越来越高。当天她住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急诊室，被诊断出来患了肺栓塞，然后住进了该医院下属的米尔斯坦医院。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出院之前，曾拍过片。考虑到她在该院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持续了很久，这种病症当时完全可以预料得到，而不用等到三天之后长老会医院急诊室再次拍片才诊断出来。这我现在知道了，可当时并不知道。住进米尔斯坦医院之后，医生还给她的腿拍片，看看是否还有更多凝结的血块。医生给她服用了抗血凝剂，以免在让现有的血块溶解的同时产生更多的血块。
2004年2月3日，她从长老会医院出院，还在服用抗血凝剂。她开始了物理疗法，以恢复体力和活动能力。托尼、尼克、她和我共同筹备约翰的葬礼。葬礼举办的时间是2004年3月23日星期二下午的四点钟，地点是圣约翰大教堂。也是在这个地方，当天下午三点钟，教堂的人依照计划，当着家属的面，将约翰的骨灰安置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葬礼之后，尼克在联合俱乐部安排了答谢会。最后，有三四十个亲人来到约翰和我的寓所。我生了火。我们喝了点饮料。我们吃了晚饭。金塔娜尽管还是很孱弱，但穿着黑色裙子的她在大教堂直挺挺地站着，吃晚饭的时候还跟她的表姐妹说笑。过了一天半之后，3月25日早晨，她和杰里打算飞到加利福尼亚，到马里布过几天漫步海滩的日子，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我鼓励他们这么做。我渴望看到她的脸庞和头发重现马里布的颜色。
隔日，3月24日，我在寓所中，独自一人。埋葬丈夫、照料女儿渡过难关的责任已经正式完成了，我把餐盘统统推开，第一次容许自己考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我给金塔娜打了电话，祝她旅途愉快。她隔日一大早就要飞走了。听上去她很紧张。她每次旅行之前总是很紧张。自童年起，她每次收拾行李总是担心丢三落四。你觉得我在加利福尼亚不会有事吧？她说。我说没事的。她在加利福尼亚绝对不会有事。实际上，到加利福尼亚去，将会是她新生活的开始。挂上电话时，我觉得清理工作室可能是我迈向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开始做这件事。接下来一天，3月25日星期四，我多数时间继续在做这件事。那天很安静，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在想，我可能走进了一个新的季节。1月，我从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一个窗口见到东河冰封。2月，我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一个窗口见到哈得逊河开始解冻。如今是3月，浮冰已然消失，我已然完成该为约翰做的事情，而金塔娜将会身体健康地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当天下午，时间一点点流逝（她的飞机应该着陆了，她应该乘坐一辆轿车，驶在太平洋沿岸的高速公路上），我已经想象她和杰里沐浴着马里布三月淡淡的阳光，漫步在海滩上。我在"准确气象"网站上输入马里布的邮政编码，90265。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太阳，最高温和最低温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觉得很满意，反正那天的马里布天气晴好。
那儿的山丘上应该有野生的芥菜。
她可能会带他去祖玛峡谷看兰花。
她可能会带他去凡杜拉郡海滩吃烤鱼。
她已经安排好某一天带他去阿珍·摩尔家吃午饭。她可能会重游那些童年的旧地。她可能会带他去看看我们为复活节的午餐捡海贝的地方。她可能会带他到蝴蝶飞舞的海边，她曾在那儿学会了打网球，她曾在那儿跟一个祖玛海滩的救生员学会了如何从浪尖中逃生。我工作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照片，是在她七八岁的时候拍的，马里布的阳光将她一头长发照得金黄金黄的。相框后面夹着一张蜡笔写的字条，那是在马里布时她有一天留在厨房的柜台上的：亲爱的妈妈，刚才你打开门的时候，那个跑开的人是我--小娜。
那天晚上7点10分，我正在换衣服，打算下楼跟住在这栋楼里面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我说"7点10分"，是因为电话就在当时响起。托尼打来的。他说他马上过来。我看了看时间，因为我跟人约了7点半在楼下见；但托尼的口气很紧急，所以我没有拒绝他。过去十五年来，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布列斯林患着一种无法确诊的血液疾病。约翰去世之后不久，她进行了一种试验性疗法，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时不时需要住进斯隆·凯特灵纪念医院。我知道大教堂那漫长的一天以及后来和家人的相处损耗了她的心神。约翰正要挂电话，我阻止了他。我问是不是罗斯玛丽又住院了。他说不是罗斯玛丽，是金塔娜。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纽约时间7点10分，加利福尼亚时间4点10分，她正在UCLA医学中心进行紧急的神经外科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