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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在UCLA的重症监护中心见到金塔娜时，我低声对她说："你不会有事了。"我在这里，你不会有事的。为了动手术，医生把她的半边头剃光了。我能看到那道长长的切口，还有那些弥合切口的金属钉子。她又只能通过一根呼吸管进行呼吸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了。
等到她终于能开口说话那天，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就得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吃力，脸上绷得紧紧的。
我说除非我们两个一起走，否则我不会离开。
她的脸松弛了下来。她又睡着了。
那几个星期间，在我看来，这是自我们从圣莫妮卡的圣约翰医院把她带回家那天以来，我许给她的一个重要诺言。我将不会离开。我将会照顾她。她将会好起来。我还想到这是一个我无法实现的诺言。我没办法永远照顾她。我没办法永远不离开她。她已不再是个孩子。她已成年。这些是所有的母亲所无法阻止或者解决的事情。除非她因为某些事情而夭殇，比如贝斯·以色列北院发生的事情就差点要了她的命，除非她在UCLA不治身亡，否则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我记得在律师的办公室讨论时，我曾被"先死"这两个字弄得心情抑郁。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每当和律师讨论过之后，我总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泰然看待"相互的灾难"这个词组。然而，有一次，我从檀香山坐飞机到洛杉矶，飞机颠簸得厉害，我想象到这样一种相互的灾难，却无法接受。在我的想象中，飞机将会坠毁。奇迹般地，她和我将会在坠毁中生还，抓着飞机的残骸，在太平洋中漂浮。我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我当时正来月经，血液会引来鲨鱼，所以我只得抛弃她，独自游开，留下她一个人。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这种为难的感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