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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停车场停下车，“还有个事。孙夫人过世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她的消息。二版头条说的那个事儿你还记得么？”
于朵点头，“《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听说还开辟一个专栏讨论此事。”
她当时忙着高考，交代了老蔡让人事经理盯着这件事的后续。
谁知道直到现在，相关专栏还在议论纷纷，惊涛骇浪一般。
《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说的是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的事情。触动的是雇工与剥削这根敏感的神经。
陈志雄1979年2月开始承包鱼塘。
每亩鱼塘一年要向生产队交60元钱，之前村里没有一个人敢承包。
作为队里的“能人”，也是抱着解决家里人糊口的初衷，陈志雄承包了队里的50亩鱼塘。
第一年，陈志雄带着全家人照料鱼塘。
到收渔时，扣除各项成本开销，一合计，竟然赚了3100元。
很自然地，第二年陈志雄扩大了规模。他又承包了邻村50亩。
最后，来陈家帮忙割草喂鱼的短工最多时有30多人，一人一天给工钱2元。长工一度也有7人，月工资50元。
这一年，陈志雄百亩鱼塘纯收入7250元。
自1956年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雇工”在华国几近绝迹。“雇工即是剥削”几乎已成社会共识。
一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渐渐又有了个体经营。
陈志雄开始承包鱼塘的时间和于朵同关大爷开废品站几乎是同步的。
当时，关大爷也是做好了一旦被扣上‘剥削’的帽子，他自己出面承担责任的想法。
废品站第一年的浄利润只有三千多，跟陈志雄相当。
当时的用人政策是这样的：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