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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林拿出了魏明的原稿，以及自己列出的十几条修改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小说的名字。
“驴五驴六，你这是想讽刺知青人五人六吧。”
“对啊，不可以讽刺吗。”他可是特意把原版的黑六黑七改成了黑五黑六。
这年头知青文学多是站在知青角度表现这一群体在农村悲惨生活的，这样的声音多了，魏明就想写点不一样的，写写在农村偷鸡摸狗，人嫌鬼厌的知青生活。
这两种生活都是存在的，都有着广泛的真实案例，只不过会写小说的基本都是返城知青，他们的声量足够大，所写自然是自己受苦受难的切肤之痛，所以现阶段很少见到《驴五驴六》这种类型的。
李晓林一眼相中了这篇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角度新颖，有别于当下流行的知青文学。
不过她依然不建议直接在小说名字上开骂：“容易扩大矛盾，毕竟现在文坛很多青年作家都是靠传统知青文学成名的。”
魏明也虚心接受了这个建议，改回了原名《双驴记》。
然后就是小说里的性描写，驴和驴，男人和女人。
魏明可能是受到贾平娃和陈忠实这些西北派作家的影响，性的刻画比较狂野原始。
过几年或许好些，现在才刚改开，魏明走的有点快，普通人跟不上他的步伐，所以只能削弱一些，有几处修改意见都是因为那事儿。
在据理力争后，男人和女人的删减了一些，驴和驴的得以保留，这些都是他宝贵的生活经验，也是城市人这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乡土冷知识。
拖地的家伙事儿你们见过吗！
接下来的谈话则涉及到了《双驴记》更内核的东西，体制对个体的压迫，以及个体对体制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