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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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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业的那一年，正是二零零零，一个颇为幸运的数字。我怀着大罪释放但并不轻松愉快的心情，来到了沿海城市的一所高校。
我自我感觉极其良好，因为我既不是学生也不是教师，更不是所谓的管理人员。
作为生僻学科的助教，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想做的事寥寥无几，至于我真正做了的事，我只能说是近乎没有。
我在研究生宿舍勉强住了一阵，室友是个非常小气的人，这一点的确定性，我可以对天发誓。总之，我还未张口抱怨他频频将女人带回寝室，他就反咬一口，说我随手堆放的书本占住了他的地盘。
真是岂有此理！
我后来搬走时，书本也不过就装了三十多箱而已，这也能算多么！
我和室友的关系已发展到他会同带回的女人示威性地当众翻滚而我可以悠闲地在一旁翻阅《风俗论》的危险阶段时，一天，先生把我叫了去。
“听说你对住的地方不满意？”他直截了当地问我。
“也没什么不满意，要说不满意，恐怕也是对方更不满意。”
“我有一套多余的房子，你要不要过去住？”
“多余的？没有租出去？”
“我不缺钱。”
“那租金是……”
“免费。”
“免费？”
“我说了，我不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