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乐趣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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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说，认定柯拉玛的生活方式比他的同事好，是一种要不得的“精英主义”——只要那些泡酒吧的人觉得快乐就好了，谁又能说在后院欣赏自制的彩虹是多么高明的生活方式呢？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看，这种论调言之成理，但我们知道，乐趣植根于复杂度的增长；在这个前提下，相对论观点不值一提。一个人若能像柯拉玛一样，把握与创造环境中的契机，他的体验品质很明显就超出那些甘愿容忍“荒芜”的现实、自觉没有能力超越现实的人，拥有的乐趣更多。
与世无争的柯拉玛
庖丁解牛
这座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小山村的生活向来不轻松。为了维持生计，每个人都必须精通多种技能，应付不同的挑战——从纯粹的苦役、需要技巧的工艺，到保存与运用特殊方言、歌谣、艺术品及复杂的传统——但文化的发展使生存在其中的人觉得这些工作乐趣无穷。他们的工作虽苦，却不觉得受压迫，他们都跟74岁的朱莉安娜有同感：“我很自由，我的工作很自由，因为我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今天不想做，可以明天再做。我没有上司，我就是我自己生命的老板，我保持了我的自由，我也一直为我的自由而奋斗。”
在心流之下工作是发挥人类潜能的最好方法，过去有很多宗教或哲学流派都曾提出这个观点。对奉行基督教世界观的中世纪人而言，只要是为发扬上帝的荣耀，削马铃薯跟盖教堂的工作同样重要。在马克思心目中，人不分男女，都借着生产性活动构筑自我的存在；他认为，工作是唯一创造人性的途径。造桥、垦荒等工作，不但能改变环境，也把工作者从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转变成有意识、有目标、有技巧的人。
他们的子女也接受了访谈，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也相当类似。但是年龄在20~33岁之间的孙儿女辈，却认同外界典型的工作态度：如果有机会，他们会减少工作，花更多的时间从事休闲活动，如阅读、运动、旅行、观赏最新的艺术表演。这种世代之间的差异一部分是因为年龄——年轻人通常较易对环境不满，渴望改变，对例行事务也比较不耐烦。在这个案例中，态度转变也反映了传统生活方式已遭到蚕食，居民的认同感及最终目标已不再与工作密切相关。川达兹桥村一部分年轻人老了以后，或许对工作的看法又会回到跟莎拉菲娜一样，但大多数人不会如此。相反，对于这些人，不得不做却不觉愉快的工作，与带来乐趣却缺乏复杂性的休闲活动，两者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
古代思想家的心流观中，一个饶富趣味的例子就是，2300年前中国的庄子所提出的“遇”的观念。“遇”可解释为追求“道”的正确途径，通常有“浪游”、“蹑空行步”、“游泳”、“飞翔”、“流动”等解释。庄子认为，“遇”是生活的正确方法——不计较外在的报酬，自然而完全地投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全然不假外求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