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社会生活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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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在更年长的女人身边扮演出主意的角色：

一位太太沉迷于对卡因兹的崇拜，他是维也纳非常有名的演员。她在自己的公寓里布置了一个房间，里面有无数他的肖像。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卡因兹的书柜。凡是她能搜集到的谈论到她偶像的书、小册子和报纸都小心地保存起来，还有一系列剧院海报、卡因兹的首场演出或五十周年庆的藏品。圣幕是一张大艺术家签过名的照片。当偶像去世时，这个女人穿了一年丧服，并长途旅行去听关于卡因兹的报告会。对卡因兹的崇拜使她免除了性欲和肉欲的侵袭。

短暂的体己话，隐居者的消遣，时而像待在缝纫工场度过的时刻，时而像康复时的空闲时刻……<a id="jzyy_1_917" href="#jz_1_917">⁽¹⁶⁾</a>

人们记忆犹新，鲁道夫·瓦伦蒂诺<a id="jzyy_1_921" href="#jz_1_921">⁽²⁰⁾</a>去世时有多少人流下滔滔热泪。已婚女人和少女一样，崇拜电影男主角。当她们手淫时，或者在夫妻交欢中寻求想象时，有时会想起他们的形象；这种想象有时也在祖父、兄弟、教师等等形象中复活童年时的回忆。

给予这种关系以价值的是其中包含的真实状况。在男人面前，女人总是表演；她假装接受自己是非本质的他者，在他面前通过模仿、打扮、经过三思的话语，树立一个想象的人物，以此来作假；这样做戏要求持续的紧张状态；所有女人在丈夫和情人身边多少这样想：“我不是自己”；男性世界是严酷的，它有锐利的尖脊，发出的声音过于响亮，射出的光芒过于强烈，触感是粗糙的。在别的女人身边，女人躲在背景后面；她做好战斗准备，但不战斗；她安排好服装，创造化妆方法，准备诡计，她在登台表演之前，在后台穿着拖鞋和睡衣；她喜欢这种温和的、温馨的、松弛的气氛。柯莱特就是这样描绘她同女友玛尔科度过的时刻：

但是在女人周围，也有有血有肉的男人；不论她在性方面得到了满足，还是性欲冷淡或者受到挫折—除了完美的、绝对的、排他的爱情的罕见情况下—她都极为重视他们的赞赏。她丈夫的注视过于习以为常，再也不能激发想象；她需要仍然充满神秘的眼睛发现她是神秘的；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面对着她，听取她的体己话，重新激发褪色照片的活力，让嘴边再出现酒窝和只属于她的睫毛的一眨一眨；只有在别人渴望她和爱她的时候，她才是令人渴望的，可爱的。如果她对自己的婚姻几乎是凑合的，她就要在其他男人那里寻找虚荣心的满足，她促使他们加入她对自己的崇拜；她诱惑人，取悦人，满足于梦想被禁止的爱情，满足于想象：如果我想……她宁愿让许多崇拜者着迷，却不愿依恋其中任何一个；她比少女更热情、更大胆，她卖弄风情是要求男人用他的价值和力量在意识中向她证实；由于她深居在家，也就更加大胆，由于她已经成功地征服了一个男人，她玩这种游戏也就不存多大希望，也不用冒多大风险。

女人终于保持或者建立起的女性友谊，对她来说十分宝贵；这种友谊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后者是男人之间作为个体通过思想和个人计划的交流；女人由于封闭在自身的共同命运中，通过一种内在的共谋联结在一起。她们争先恐后地追求的，首先是肯定她们共同的天地。她们不进行观点的讨论，她们交换体己话和食谱；她们联合起来，创造一种反宇宙，其价值要压倒男性的价值；她们集合起来，找到了动摇她们的锁链的力量；她们否认男人的性统治，彼此吐露自己的性欲冷淡，愤愤地嘲笑她们男人的欲望或者笨拙；她们也含讥带讽地否定她们的丈夫和一般男人的道德和智力的优势。她们比较自己的体验：怀孕、分娩、孩子生病、自己生病、家务事，这些变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事件。她们的工作不是一种技巧，在互相交流食谱和做家务的诀窍时，她们给予这样做以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秘术的尊严。有时，她们一起审视道德问题。妇女报刊的“通信”栏，提供了这类交流的样品；很难想象给男人开辟“心灵通信”栏；他们在属于<b>他们的</b>世界中相遇；而女人却要确定、估量、探索她们自己的领域；她们尤其交流美容的建议、食谱和编织方法，她们征求意见；通过她们闲聊和展示的趣味，有时可以洞察到真正的焦虑。女人知道，男性的法规不是她的法规，甚至男人预料到她并不遵守这法规，因为他怂恿她堕胎、通奸、犯错误、背叛、说谎，虽然他公开谴责这样做；于是她请求其他女人帮助她确定一种“中间法”，一种女性特有的道德法规。女人不仅仅是出于恶意如此长期地评论和批评她们女友的行为，为了评判她们和自律，她们必须比男人有更多的道德创造。

有时，在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忠诚时期以后，女人不再局限于这种调情和卖弄风情。她往往出于怨恨，决定对丈夫不忠。阿德勒认为，女人的不忠一向是一种报复；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事实是，她往往不是向情人的诱惑让步，而是出于向丈夫挑战的愿望：“他不是世上唯一的男人—我还可以取悦其他男人—我不是他的奴隶，他自以为很狡猾，他也会受愚弄。”受到嘲弄的丈夫，在妻子眼里可能仍然保持头等重要的位置；正如少女有时出于反抗母亲、抱怨父母、不服从他们、要肯定自我而找一个情人，出于对丈夫的怨恨，妻子在情人身上寻找一个知心人，一个看到她的受害者地位的见证人，一个帮助她贬低丈夫的同谋；她不断地对他谈起自己的丈夫，让丈夫作为谈资遭到他的蔑视；如果情人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她就会愤怒地离开他，要么回到丈夫身边，要么寻找另一个安慰者。但往往不是怨恨而是失望，把她投到情人的怀抱里；她在婚姻中没有得到爱；她困难地忍气吞声，从来没有经历年轻时热烈期待的情欲和快乐。婚姻由于剥夺了女人的一切肉欲满足，否认了她们的自由和特殊性，所以通过必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辩证关系，将女人导向通奸。蒙田说：

“想来是痛苦的事，”米什莱写道，“女人作为只能成双成对生活的相对的人，往往比男人更加孤独。男人到处都可以社交，给自身创造新关系。她呢，没有家庭的话，她什么也不是。而家庭压抑着她，全部重量都压在她身上。”事实上，被封闭的、被隔绝开的女人，不了解友情的快乐，而友情带来共同追求某些目标；她的工作没有占据她的头脑，她的成长既没有给她独立的兴趣，也没有给她独立的习惯，而她是在孤独中度日的；我们已经看到，索菲娅·托尔斯泰抱怨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幸。她的婚姻使她远离娘家和青年时代的朋友。柯莱特在《我最初的尝试》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新嫁娘离乡背井，从外省来到巴黎；她只是在同母亲长长的通信中找到援助；可是，通信不能代替在一起，她不能向茜多承认她的失望。在年轻女人和她的家庭之间往往不再有真正的亲密关系，无论她的母亲，还是她的姐妹们都不是她的朋友了。如今，由于住房狭小，许多年轻的新嫁娘同她们的娘家人或者婆家人住在一起，但这种不得已住在一起，对她来说，远远不能构成真正的相伴相随。

我们从童年起就训练她们接受爱情的斡旋。她们的魅力、她们的衣着、她们的知识、她们的语言，她们的一切教育都只关系到这一目的。她们的家庭女教师除了爱的观念，不让其他东西铭刻在她们心中，哪怕要不断地呈现给她们看，令她们感到厌恶……

如果在这种对他人表示的敬意中有着纯粹的慷慨，盛会就确实是一次盛会。但社会习俗很快就把这种节庆变成制度，把这种赠与变成义务，把盛会升格为仪式。女客一面在品味“社会名流晚宴”，一面想，必须还礼，她有时抱怨受到过分优厚的接待。她讥讽地对丈夫说：“X夫妇是想让我们吃一惊。”例如，有人告诉我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里，茶会变成最奢侈的聚会，在每次聚会中，女主人认为有义务提供比上一次聚会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更多的糕点；这种负担变得这样沉重，以致有一天，所有的女人一致决定什么也不提供，只提供茶水。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盛会就失去了慷慨和豪华的特点；那是一种苦差事；用来制造庆典气氛的道具要花心思去照看，必须照看好水晶器皿、桌布，要算好香槟和花式糕点；打碎一只茶杯，烧坏圈椅的丝绸，便是一个灾难；第二天必须清扫、料理、恢复得井井有条，女人害怕这种附加的工作。她感受到这种确定主妇命运的多种从属地位：她从属于蛋奶酥、烤肉、肉店老板、厨娘、临时佣工；她从属于丈夫，一旦有什么问题出现，他便皱起眉头；她从属于客人，他们评价家具、葡萄酒，而且决定晚会是否成功。只有豪爽而自信的女人，才能以平静心态度过这样的考验。一次胜利能给她们强烈的满足。可是，很多女人在这一点上酷似弗吉尼亚·伍尔夫描绘的达洛卫夫人：“她一面喜欢这些胜利……它们的光彩和给人的兴奋，一面感到胜利的空虚和虚假。”女人只有不太重视这些胜利时，才会真正从中感到乐趣，否则，她会经历虚荣心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折磨。此外，只有很少女人运气好，能在“社交生活”中知道如何安排她们的生活。那些完全投身于社交生活的女人，通常不仅力图使自己成为受崇拜的对象，而且力图超越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达到某些目的，真正的“沙龙”具有文学或政治的性质。她们竭力通过这种方法对男人产生影响，起到个人作用。她们要从已婚女人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已婚女人一般并不满足于这些乐趣和短暂的胜利，而且这些胜利她很少获得，对她来说，往往是疲劳，而不是消遣。上流社会生活要求她“讲究排场”，要求她炫示自己，但是在她和他人之间并不创造真正的交流。它没有使她摆脱孤独。

稍后他补充说：

不管是谁，别的任何人都可以待在那儿，做得一样好。然而她想，这是有点值得钦佩的。她做了这件事。

因此，力图让女人克制一种对她们来说如此强烈和如此自然的愿望，那是愚蠢的。

也许是为了请客的快乐而请客。无论如何，这是她的奉献。她没有别的可以奉献……

恩格斯宣称：

但我们可以设想，彼得对她说：好！好！但你的那些晚会，举行这些晚会的原因是什么？她能够回答的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明白，那就算了）：这是请客嘛……某位先生，生活在南肯宁顿，另一位生活在贝斯沃特，还有第三位，据说是在梅费尔。她不断想到他们，她心里想：多么抱歉！多么遗憾！于是她把他们聚在一起。这是请客；这是组合，创造。但这是为了谁呢？

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了。<a id="jzyy_1_922" href="#jz_1_922">⁽²¹⁾</a>

达洛卫夫人感到的正是这样。

如果夫妻做爱引起了妻子的好奇心，却不能满足她的感官，就像柯莱特的《天真的荡妇》所描写的，她便企图在他人的床上完成自己的教育。即使她的丈夫成功地唤起了她的肉欲，由于她对他没有特殊的依恋，她想和别人品尝他让她发现的快感。

支配着这种神秘的女人，骄傲于感到自己是一个完美时刻的创造者，是幸福、快乐的施与者。正是通过她，宾客们会聚在一起，正是通过她，才举行一次盛会，她是快乐与和谐的无偿源泉。

道德家对给予情人的偏爱感到愤怒，我已经指出过资产阶级文学要恢复丈夫形象的努力，但是，指出在社会看来—就是说在其他男人看来—丈夫比他的情敌更有价值来捍卫丈夫，那是荒谬的，这里，重要的是他对妻子体现了什么。然而，有两个特征使他变得可憎。首先，是他承担了启蒙者的可憎角色；处女幻想既被蹂躏又被尊重的矛盾要求，几乎注定了他的失败；她在他的怀抱里永远是性欲冷淡的；她在情人身边既感受不到贞操被剥夺的痛苦，也感受不到羞耻心被征服所产生的最初的屈辱；她避免了受到突袭造成的精神创伤，她大致知道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真诚，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天真，不再把理想的爱情和肉欲、感情和骚乱混为一谈，当她选择一个情人时，她想要的就是一个情人。这种清醒是她的选择自由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正是压在丈夫身上的另一个问题所在：他通常是被强加的，而不是被选择的。她接受他要么是逆来顺受，要么是被家庭交付给他的；无论如何，即使她是出于爱情嫁给他，在嫁给他时，她让他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的关系变成一种责任，她往往觉得他以暴君的面目出现。无疑，情人的选择受到环境限制，但是，在这种关系中有一种自由的维度；结婚，是一种责任，选择一个情人，是一种奢侈；这是因为在他恳求她的情况下，她才向他让步，她即令不能确定他的爱情，至少能确定他的欲望；这不是服从他要执行的法律。情人还有这种特权：他不必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消耗诱惑力和威信，他仍然保持距离，是一个他者。因此，女人在他们的相遇中感到摆脱自身，接触到新的丰富生活，她感到自己是他者。某些女人在这种关系中首先寻求的正是这种东西：受照顾，感到吃惊，摆脱自身。关系破裂在她们身上带来了空虚的绝望。雅内<a id="jzyy_1_923" href="#jz_1_923">⁽²²⁾</a>举出过好几个这类忧郁的症状，它们给我们指出，女人在情人那里寻求和找到的是什么：

于是，系着围裙、戴着白帽的女人，开始穿梭于自动开关的门，无声无息，姿态优美；她们不是女仆，而是进行神秘仪式的女祭司，就是从一点半到两点钟之间，梅费尔<a id="jzyy_1_916" href="#jz_1_916">⁽¹⁵⁾</a>的女主人们故弄玄虚搞的那一套。只消一挥手，穿梭就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这种骗人的幻觉：首先是不用付钱的食物，然后是桌子上全部摆满水晶器皿、银器、藤条制品、盛着红色水果的大碗；一层薄薄的褐色奶油盖住大菱鲆；切成块的鸡漂浮在炖锅里，炉火在燃烧，火焰色彩绚丽，煞是好看；随着酒和咖啡端上来—不用付钱—在沉思的眼前升起了快乐的景象，对于这陷入遐想的眼睛，生命显得像音乐一般，而且神秘……

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由于被一个文人抛弃而伤心，他让她参与他的工作有五年之久。她写信给雅内：“他的生活非常丰富，他是那么专横，我只能关心他，不能想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