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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作用或许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必须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不过这样一来，所有举措便都得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由此证明改革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否则红口白牙的，谁相信呢？
问题是，就算工于谋身又如何？严嵩倒是会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他跟张居正的区别，只是活着被打倒，或者死后被清算，活受罪的严嵩还要更惨一些。就连同样工于谋身的徐阶，也不过保全了性命，但体统无存，颜面尽失。
因此他雷厉风行急于求成，就应该另有原因。
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sup><a id="noteref_59" href="#footnote_59">[59]</a></sup>
操切就是鲁莽急躁。操切而且苛严，几乎是当时朝臣对张居正改革的同感和共识。这就有点像王安石。不过王安石本来就是急性子，张居正却是胸有城府的。他甚至还这样劝过海瑞：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好嘛！一省尚且如此，况乎全国，况乎举朝？<sup><a id="noteref_54" href="#footnote_54">[54]</a></sup>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关系链：夏言攻倒张璁，却被严嵩暗算。徐阶扳倒严嵩替夏言复仇，退休后又被高拱打击。张居正驱逐高拱为徐阶出了气，自己则差点被开棺戮尸，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反倒广为流传。
张居正却比火暴脾气的高拱还要操切。
这就是嘉靖十四年到万历十二年，大明王朝内阁的连台好戏，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亲操权柄的万历皇帝也没有兴奋多久，很快就从“事事由朕独断”变成三十年不朝，以至于清人异口同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sup><a id="noteref_60" href="#footnote_60">[60]</a></sup>
高拱说这些话，目的当然是要继续整治徐阶。但“极弊之余”四个字，却也无意中道出官场真相：贪腐也好，懈怠也罢，都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岂能毕其功于一役？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