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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开一枪！”我大口喘着气喊道。利夫又开了枪，连续朝它的头部射了三发子弹。它踉跄了几步，抽搐着身体。虽然缰绳已被挣断，但它既没有倒下，也没有逃跑。它瞪着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会对它下如此毒手，它的脸上满是没有流血的枪口。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决定是错误的，了结它的生命或许没有错，但决定自己动手杀它真的是大错特错了。我应该坚持让艾迪动手，或者花钱雇个兽医来家里。射杀动物与我的想象偏差太大了，什么一枪毙命，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
利夫蹲了下来，单膝跪在地上。“小姐”腾跳了一下，在冰上蹭了蹭马蹄，然后低下头看着我们。我倒吸了一口气，利夫扣动了扳机。子弹射中了“小姐”两眼正中的那颗白星，不偏不倚。它猛抽了一下，把皮革制的笼头顶得七零八落地从脸上掉了下来。然后，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满脸惊愕地看着我们。
“开枪！开枪呀！”我大声哀号。这样的号叫，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发出。
“射它两眼的正中。”我把外祖父的话对利夫又重复了一遍。外祖父打包票说，如果照他的话去做，我们一枪就能让“小姐”毙命。
“我没有子弹了！”利夫大喊。
保罗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一起跌跌撞撞地在雪中走到利夫的身后。我们离“小姐”只有几步的距离，它的呵气就如轻柔的云雾。积雪冰冻的表面支撑着我们三个人的体重，然后突然坍塌下去，我们便跟着陷入及膝深的积雪中。
“小姐！”我撕心裂肺地尖叫着。保罗紧抓住我的双肩，想要把我按住，但我用力把他的双手推开。我喘着粗气，不住地抽泣着，仿佛有谁正在往死里揍我似的。
我抬眼时，弟弟已经手持来复枪站在一旁了。
“小姐”颤巍巍地迈了一步，前膝跪地瘫软下来。它的身体像一艘巨大的沉船没入海中一般向前倾斜着，让人不忍直视。它的头摆了一摆，然后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呻吟。霎时间，鲜血从它柔软的鼻孔中倾泻而出，这如柱而发烫的鲜血喷入雪中，发出滋滋的声响。它一阵阵地咳嗽着，大股大股的鲜血随之喷涌而出，它的后腿在身下令人揪心地缓缓蜷了起来。它就这样停在那里，使尽全力保持着这怪异的站姿。终于，它侧身倒在了雪中，在地上踢腾摆动着四肢，扭曲着脖子，挣扎着想要重新站起来。
我把它领到昨晚和保罗挑好的桦树边，把它用缰绳拴在树上。这棵桦树长在牧场的边缘，树后的林子层层密密，加之这里离房子有一定的距离，因而鬣狗应该会在当晚把它的尸体叼走。我对它低语了几句，用手抚过它栗色的皮毛，低声细语地表达着我的歉疚，恳请它能够理解和宽恕我的决定。
“小姐！”我哭号着，“小姐！”
我把“小姐”的笼头取下来，一边在它耳边轻声对它述说着我对它的爱，一边把它领出了马厩。保罗在身后把马厩的门关上，不让罗杰跟着过来。我带着“小姐”走过冰冻的积雪，扭过头来，最后一次凝视着它行走的身姿。它的步态仍然优雅矫健，像从前一样跨着贵族般的步子。那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步子，曾让母亲叹赏不已。
利夫抓住我喊道：“往别处看。”我俩把脸转向了一边。
屋外阳光明媚，天空泛着宝石般的湛蓝。11点，气温升至零下17华氏度，我们裹上了厚实的衣服。屋外的严寒把树木都冻裂了。昨天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我听到了树木冻裂开来的巨响。
“往别处看！”他向保罗喝道。保罗顺从地扭过了头。
“明白了。”他说，“把它牵出来吧。”
“让它瞑目吧！”利夫祈祷着，脸上已是涕泪横流，“让它瞑目吧！让它瞑目吧！让它瞑目吧！”
第二天清晨，我们讨论了具体流程。我把外祖父告诉我的话一字一句地转达给了他。
我把头转过来时，“小姐”终于把头沉在了地上，但它的身体仍有起伏，四肢仍然抽动着。我们踉踉跄跄地向它靠近，又一次踏穿了冰面，在及膝的雪中吃力地挪动着。只见它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终于，它长叹了一口气，身体一动也不动了。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对的。”话虽如此，我的心中其实早已有了数。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该做的事情。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两难窘境我早已司空见惯，但我没法亲手了结“小姐”的生命，只有求弟弟帮忙。去年冬天，利夫曾教过我和保罗射击，但我俩的技术都不熟练。利夫虽然不热衷于打猎，但他起码有足够的经验。我打电话找到他，他同意当天晚上开车回家来。
母亲的马，我们的“小姐”，斯通沃尔·海兰德·南希，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
“做你认为对的事情。”保罗告诉我。那是圣诞节的清晨，我俩坐在餐桌旁，桌上的每一道裂缝和每一条纹理都是如此熟悉。但与此同时，我却感觉自己离家很远，仿佛正在一大片浮冰上，孤零零地漂荡着。
整个过程到底持续了5分钟还是一小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帽子和手套掉在了地上，但我却没有力气去捡。我的睫毛上结了冰，被风刮到我涕泪交垂的脸上的发丝也已结成冰柱，随着我的动作而叮当作响。我呆滞地把发丝撩开，对酷寒早已失去了知觉。我跪在“小姐”的腹前，最后一次用手抚摩着它血迹斑斑的躯体。它的身上还有余温，而我没能赶得及在临终时陪在身旁的母亲躺在病床上的躯体，也带着同样的余温。我把目光投向了利夫，不知他的心头是否也泛起了同样的回忆。我爬到它的头旁，抚着它那如天鹅绒般柔软的冰凉的耳朵，又把手放在它前额的白星上那黑洞洞的弹孔上。它的鲜血在周围的雪中浇注出来的深洞，现在已经开始冻结了。
“我该怎么办？”放下电话后，我向保罗求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我俩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几个月之后，我把自己出轨的事情向他和盘托出，他从家里搬了出去。下一个圣诞节来临时，我俩已经把离婚摆上了桌面。
我和保罗看着利夫拿出刀子，从“小姐”身上割下几缕火红的鬃毛和尾毛，把其中一绺递给我。
“把尸体丢在那儿别管了，”外祖父告诉我，“鬣狗会把尸体拖走的。”
“妈妈现在可以放心地到另一边去了。”他盯着我的双眼，仿佛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印度人有一种信仰，伟大的战士们死后，人们必须把他们的战马也杀死，这样他们才能跨过河到另一个世界去。这是一种对已经作古的人表示敬意的方法。也许妈妈现在就能骑着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吧。”
打电话的人是外祖父，他不是祝我圣诞快乐的，而是催促我及早动手的。他坚持说，让“小姐”自然死亡是残酷冷血的选择，我心中明白，他的话是对的。我也明白，了结“小姐”生命的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我没有钱请兽医给它进行注射，即使我筹到了这笔钱，兽医估计也不会在圣诞节赶过来。外祖父为我详尽地解释了射杀马的方法，我说我下不了手，他安慰我，说这是经年传下的方法。另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小姐”的尸体，土地已被冻得板结了，我们没法埋葬尸体。
我脑海中浮现出母亲骑在“小姐”健美的后背上跨过一条壮美的大河的情景，差不多三年了，她终于可以瞑目，可以离开我们了。我多希望这是真的啊，如果我能许一个愿，这就是我想要实现的愿望。我不奢望母亲能够骑着“小姐”回到我的身边——当然，真要这样该有多好啊——我只求她能骑着“小姐”去往另一方净土。这样一来，我便不必再背负刽子手的自责，只要舔舐自己的伤口、挺过这最难熬的一关就行了。
我没有打电话问艾迪为何没有遵守我俩的协议，而是给住在亚拉巴马的外祖父打电话，和他聊了一个小时有关“小姐”的情况。做了一辈子骑手的他向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谈话终了时，他很肯定地告诉我，“小姐”非离开人世不可了。我表示先睡一夜再决定，第二天刚刚破晓，电话铃便响了起来。
在白马野营地外的树林中，我终于进入了梦乡。梦中，我看到了雪，这雪并不是我和弟弟杀死“小姐”时看到的雪，而是我刚才在上山途中遇到的雪。对这积雪的回忆要比真正置身其中的体验更加令人畏惧。整整一夜，那些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危险在梦中搅扰着我。我梦到自己一个脚下不稳，顺着身边一道陡坡滑了下去，跌下峭壁，摔在了山下的岩石上；我还梦见自己走啊走啊，却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那条越野车道，像只无头苍蝇一般四处徘徊，饿得前胸贴后背。
几周后圣诞节前的下午，我和保罗开车回了家。车子在车道上停下，我的心中回肠九转。罗杰孤零零地站在牧场上的情景，我已在脑中重复了千万次，但当我下车后，却发现“小姐”竟然还在。它站在马厩中，浑身冻得瑟瑟发抖，身体形销骨立，真是令人痛心的一幕。天气已进入严冬，最低气温破纪录地降到了零下25华氏度，加上寒风凛冽，更是让人感到寒冷难耐。
第二天清晨，我一边吃早餐一边翻看着旅行手册。如果我按照原计划往山上的步道走，那么我铁定会遇到更多的积雪。想到这儿，我心中不禁打起鼓来。我仔细盯着地图，突然发现这不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可以走回白马野营地，然后往西走到巴克斯湖。从那儿，我可以沿着一条北向的越野车道走，然后在一个叫斯里莱克斯的地方爬上太平洋屋脊步道。直接走太平洋屋脊步道和这条路线的路程差不多都是25英里，但后者的海拔较低，所以沿途可能没有积雪。我把东西收拾好，顺着昨夜上山的步道原路返回，以目空一切的姿态从白马野营地大摇大摆地走过。
艾迪觉得我们应该选择后者。我俩都是囊空如洗，再加上射杀是世代流传下来的老方法，因此，虽然看似难以接受，但我们都觉得后者是比较人道的方法：让“小姐”在自己信赖和熟悉的人手中死去，要好过让它死在陌生人的手中。保罗和我要在几周后回家过圣诞节，艾迪说他会在此之前把事情办妥。我和保罗回家并不是为了举家团圆，到了圣诞节，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艾迪要在女友的家中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节，卡伦和利夫也各有各的打算：利夫计划在圣保罗和女朋友及她的家人一起团聚；而卡伦在年初遇到了一个男人，两人几周后便闪婚了，那年的圣诞节，她准备和丈夫一起度过。
我朝西向巴克斯湖走了一个上午，然后向北走了一段距离，又沿着湖岸向西前进，终于来到通往太平洋屋脊步道的那条坑洼不平的越野车道上。我想起了在贝尔登镇等我去取的装备补给箱，让我魂牵梦萦的并不是箱子，而是箱子中那张20美元的钞票，或者说，是那张钞票可以换来的食物和饮料。我做了整整半个小时的白日梦，时而欣喜若狂、时而饱受煎熬地幻想着蛋糕、奶酪汉堡、巧克力、香蕉、苹果、蔬菜沙拉，而最让我神魂颠倒的，要数斯纳普柠檬汁了。个中缘由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之前，我只喝过几次斯纳普的软饮，这饮料的确不错，但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从没有把这饮料奉为自己的至爱，但现在，它却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我不在乎喝到的是粉色的还是橙色的那款，只是每天都忍不住想象着手握斯纳普、把它送到嘴边的情景。有的时候，为了不致患上妄想症，我不得不硬逼着自己停止这个念头。
回老家的那个12月初，我和艾迪探讨了一下“小姐”的问题。刚开始，艾迪的怨气很重，抱怨说凭什么要让他来承担照顾两匹马的重担。他是我母亲生前的丈夫，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让他照顾母亲的马吗？但我不想和他争执，于是我只谈“小姐”的事，坚持要和他一起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过了一会儿，他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我们最终达成协议，决定是时候让“小姐”离开人世了。它已垂垂老矣，不仅身体瘦削，眼中曾经的光彩也暗淡了。我告诉艾迪，我已经咨询了兽医，我们可以让他来家中给“小姐”注射安乐死，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自己亲手把它射杀。
通往斯里莱克斯的道路上的积雪刚刚消融不久，路上绽开了一道道裂缝，融化的雪水沿着路两边宽宽的沟渠流下去。沿着一个人影也没有的路，我走到了一片浓荫蔽日的树林中。下午，我的肚子出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不适感，我意识到，自己来月经了。这是我上路后第一次来月经，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月经来潮的功能。开始徒步旅行后，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但从前对身体的知觉却随之渐渐迟钝了。我失掉了对体重细微变化的敏锐感知，也不再讲究发型是好是坏。由于不停折磨着身体的剧痛，我对体内发生的微妙变化全然不觉。我的双脚、双肩以及后背上部的肌肉时而麻木、时而火辣辣地作痛，让我不得不每小时都停脚活动几次，以求把这折磨减轻片刻。我卸下背包，在急救箱里翻了一阵，找出一大块边缘参差不齐的天然海绵。这块海绵是我在上路之前装在一只小自封袋里带来的，在此之前，我只是试验性地用过几次。在明尼阿波利斯打包时，我觉得在步道上用海绵处理月经不失为明智的决定。但现在，手拿海绵我却有些不知所措。我用水瓶里的水洗了洗手，然后把海绵浸湿，再把水挤出来。我脱下短裤在路上蹲下身来，尽可能深地把海绵推进阴道里，一直抵到了子宫颈上。
母亲离世差不多三年后的一个12月初，我回家探望艾迪。看到“小姐”孱弱枯槁的模样，我就像遭了当头一棒。它已经31岁了，在马中算是高龄了，即便通过精心护理能让它恢复健康，家中也没人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艾迪和他的女朋友时而在我长大的那幢房子里住，时而住在双城外一个小镇里的一辆房车里。母亲去世时留下的两条狗、两只猫和四只母鸡死的死，送人的送人。留下来的，只有罗杰和“小姐”这两匹马了。艾迪常常找一位邻居负责照顾它们，但邻居所谓的照顾只是敷衍了事罢了。
我穿上短裤，听到一辆重型车朝我驶近的声音。不一会儿，一辆带超大驾驶室和超大号轮胎的红色皮卡车转过弯道向我靠近，看到我后，司机吃了一惊，匆忙刹车。我虽然也被他吓了一跳，但同时也暗自庆幸没有让他看到我赤裸着下身蹲在路边的窘态。我朝卡车紧张地招招手，卡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在“小姐”刚成为我家的一员时居住的马厩里，母亲重拾了她儿时的活计：她擦洗马厩，铺撒草料，用独轮车拉着东西进进出出。她常常把卡伦、利夫和我带在身边，趁她干活儿的空当，我们三人就在畜棚里嬉戏。活儿干完后，我们便看着母亲骑着“小姐”在骑马场上遛圈，等她骑完后，我们三人便轮流骑马玩。搬到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农场上住时，我们家又添了第二匹马。这是一匹名叫罗杰的阉割过的混种马，我对这匹马一见倾心，而它的主人也恰巧愿意用很低的价钱把它出手，就这样，母亲把它买了下来。我们借来一辆拖车，把两匹马运到了我们的农场上，又从40英亩的农场隔出四分之一，用作它俩的牧场。
“您好！”司机说着，从打开的窗户中伸出一只手。我和他握了握手，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刚在阴道里转悠过。卡车里还坐着两个男人，一个人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另一个在后座上和两个小男孩儿坐在一起。两个人看上去都是30多岁的样子，两个男孩子有8岁。
我偶尔会想象一下母亲曾经的牛仔生活，这些场景是一帧一帧的定格画面，像一张张书页般清晰呈现：她与外祖父在新墨西哥州的乡下彻夜骑马的情景，以及她与闺密们一起苦练马术、共同表演的情景……16岁的时候，母亲得到了一匹属于自己的马。这是匹巴洛米诺马，名叫“伙计”。她骑着“伙计”，在科罗拉多参加了各种各样的马术表演和马术比赛。直到离世时，她还保留着参加活动时得到的缎带。我把这些缎带装进箱子中，存放在丽莎在波特兰家中的地下室里。黄色的缎带是她在绕桶赛上获得第三名时颁发的，粉红色的缎带是漫步、快跑、慢跑比赛第五名的奖励，绿色的缎带是获得选手参与奖时发的。还有一条蓝色的缎带，是奖励她在一条满是逼仄的转角、泥坑、大笑的小丑和震耳的号声的赛道上，一面稳稳当当地骑着“伙计”完成了所有的步法，一面手握一只银勺托着鸡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
“你是要去斯里莱克斯吗？”开车的男人问我。
我6岁时，母亲把“小姐”买回了家。当时，我们一起住在“巴巴利小丘”公寓的地下室。那是母亲和父亲决裂后不久，我们的钱拿来基本度日都捉襟见肘，但母亲买马的决心不容动摇。虽然尚且年幼，但直觉告诉我，是“小姐”救了母亲的命。它不仅给了母亲离开父亲的动力，更支撑着她面对接下来的生活。马是母亲的信仰，当年幼的她在周日被逼着穿上正装去做弥撒时，她的心里真正渴望的，是能和马匹待在一起。从她口中说出的有关马的故事，与她讲述自己在天主教家庭中的成长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骑马，她什么都肯做。她用耙清理过马厩，擦洗过鞍辔，拖运过草料，也铺撒过麦秆。只要是能到手的工作，她都来者不拒地接手，为的就是在附近的马厩里多待一待，骑一骑别人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