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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后，他问我：“你试过海洛因吗？”
“我本来是打算给你打电话的，但是我没你的号码……我是说，乔的号码。”
他留着一头五彩的朋克摇滚式超短寸，胳膊上有一半都刺着图案花哨的刺青。但他的面庞却与这套装束格格不入：他的表情既坚定又温柔，活像一只讨奶喝的小猫咪。那时他24岁，我25岁。自从三个月前与保罗分手之后，我没与任何人发生过关系。但那一夜，我和乔在他家地板上的凹凸不平的垫子上做了爱，之后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地聊到了天亮。我们聊的大多是乔的情况，他给我讲他那聪慧贤淑的母亲和酗酒成性的父亲，也讲了他去年拿到文学学士学位的那所标准严苛的大学。
我点点头。看到他的感觉很难形容，他是我的丈夫，既是我现实生活中虚幻的影子，也是于我而言再真实不过的人。我们在餐桌前坐下，身旁的一扇窗户外，一棵无花果树的枝叶拍打着窗玻璃，丽莎拿着打我的笤帚，此时正倚在墙边。
“挺好看呀。”他说。他用手指勾勒着我的锡制手链尖利的轮廓。
他说：“你好像变样了。你看上去……怎么说呢？你看上去有点儿不是你了。”
“有可能。”我回答道，顿时后怕起来。几周之前，我与一个叫乔的男人发生过关系。一年前的夏天，我曾去波特兰看望丽莎，顺带着抛开琐事散散心。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乔。到达波特兰几天之后，在一家酒吧里，他向我走过来，把手搭在了我的手腕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我不愿从丽莎那里听到的一切。我的确变了，我的确不是我了。这便是海洛因的魔咒吧。即便如此，戒除海洛因看起来并不可能。我直直地盯着保罗的脸庞，意识到自己的思绪是多么混乱。
“你怀上了吗？”艾梅问我。
保罗诘问道：“告诉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他的目光温存依旧，他的面容如从前般熟悉。他从桌子对面伸手握住我的双手，我们就这样握着手，四目深沉地对视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他的脸颊也濡湿了。他平静地告诉我，他当天下午就想带我回家。这样做不是为了跟我重归于好，而是为了让我离开这里；不是让我离开乔，而是让我离开海洛因。
我告诉艾梅：“我觉得我好像把一片土豆片整个儿吞下去了，好像土豆片的棱角在我肚子里戳来戳去一样。”我很不舒服，觉得胃满满的，腹中有种我从来没有过的刺痛感。“我可能是怀孕了吧。”我本想开句玩笑，但话一出口，我却发现这并不是玩笑那么简单。
我让保罗给我一些考虑的时间。我开车回到了乔的寓所，在乔放在屋外人行道上的草坪上的躺椅上沐着阳光坐着。海洛因已让我变得痴傻迟钝、迷离恍惚。思绪如烟雾般燃起又散尽，即使在清醒时，我也很难把握自己的意识。我正坐在那里，一个男人向我走过来，告诉我他叫蒂姆。他伸手和我握了握手，然后让我不要对他起什么戒心。他问我能不能给他3美元去买尿布，然后又问能不能进屋用一下我的电话，接着又让我帮他把一张5美元的纸币换开。就这样，他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绕得我晕头转向，又喋喋不休地给我讲了他悲惨的身世。我被搞得云里雾里，不知怎地就站起身来，从牛仔裤兜里掏出了我仅剩的10美元。
那天，我和艾梅把卡车旁的积雪铲干净后，我马上跳上车，拧动了钥匙。我本以为卡车会像重度磨损的车辆一样发出干巴巴的咔嗒咔嗒声，没想到发动机竟一下子启动了。我们本可以马上开回明尼阿波利斯的，但我们决定先在汽车旅馆小住一晚。我们早早地来到一家墨西哥餐厅吃晚饭，为旅途的顺利而满心欢喜。我们一边吃着墨西哥土豆片，一边喝着玛格丽特酒，而我的肚子却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
他看到钱后，从衬衣里掏出一把刀子，礼貌地抵在我的胸口上说：“把钱给我吧，宝贝儿。”
我们两人到达苏福尔斯时，我的卡车已经被人从街边拖走了。车子现在被放在一个围着钢丝网栅栏的停车场里，车身覆满了几天前的暴风雪残留下的积雪。也正是因为这场暴风雪，我才在前一天跑到REI户外用品商店去买铲子的。正在排队的当口，我发现了一本有关太平洋屋脊步道的旅行手册。我把书拿起来，看了看封面，又浏览了一下封底，然后把书放回了书架。
我把我不多的几样东西装进包里，把给乔写的便条贴在卫生间的镜子上，然后拨通了保罗的电话。保罗的车子在转角处停下，我上了车。
这个想法第一次浮上心头时，我正在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市东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驾车。一周前，朋友借走了我的卡车，车子在苏福尔斯出了故障，被搁在了那里。在我萌生徒步旅行想法的前一天，我和朋友艾梅一起驱车，从明尼阿波利斯到苏福尔斯去取车。
车子在回家的路上奔驰，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感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是那么近在咫尺，又是那么远在天边。保罗和我吵嘴，一起大哭，在盛怒之中，我俩把车子都震得摇动不止。争吵中，我俩都嘴不饶人，但一波平息之后，我们却又能温柔平静地继续谈话。如此激烈的情绪起伏，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相信。我们一会儿决定离婚，一会儿又不禁反悔。对他，我既爱又恨。我觉得他既是我的囹圄，也能击溃我所有的伪装。他呵护着我，深爱着我，就像慈父对待女儿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