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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用到这个哨子吗？我有点儿好奇，然后郁闷地猛然坐在床上。晚餐时间早就过了，但我心浮气躁，并没什么胃口，寂寥和无助已将我的肠胃填得满满的。
“可能吧，我觉得现在下定论有点儿为时过早了。我们的证据还不充足呢。”
“你终于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十天之前，当我跟保罗在明尼阿波利斯分别时，他对我说。
“你觉得他有罪吗？”老妇人问道，她的双眼仍没有离开电视屏幕。
“你是指什么？”我问。
“给你。”我一边说一边把表格从柜台上推给那位老妇人，但她并没有马上转向我这边，而是盯着柜台后桌子上的一台小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晚间新闻，是有关“辛普森杀妻案”庭审的报道。
“你终于可以过一个人的生活了。”他答道，说完，他笑了。而我却只能心里没底地点点头。
“好吧。”说完，我把艾迪的地址填了上去。实际上，母亲死后的四年之间，我与艾迪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我已经无法再把他当作我的继父看待了。尽管我们一起搭建的房子尚在，但我已经无“家”可归。虽然利夫、卡伦和我的姐弟关系无法改变，但我们也已渐渐疏远，有了各自截然不同的生活。一个月前，在经历了一年难挨的分居生活之后，我和保罗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婚姻。我有一些有时以家人相称的挚友，但我们之间毕竟没有血缘关系，情谊也是时断时续，因此这些好友只是我口头上的家人，并非真正的亲人。小时候，母亲常常说血浓于水，我对这个观点一直有异议。而今，母亲的观点是对是错已不再重要，纵然我伸出双手去接、去捧，而这“血”与“水”却都从我的指缝间流逝了。
这的确是我想要的，但用“一个人的生活”来表达却不得不说有些牵强。或许，我在爱情中需要的东西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的婚姻在很早以前就已出现了裂痕，但真正让这段婚姻分崩离析的导火线，却是一封在母亲去世一周之后寄来的信。
她厉声喝道：“写你亲戚的，也可以写你老家的地址。”
这封信的收信人不是我，而是保罗。虽然当时我还沉浸在莫大的伤痛之中，但当我看到信封上的发信人地址时，还是兴奋难耐地冲进卧室，把信交给了保罗。这封信是纽约市新学院发来的。在恍若隔世的三个月前，在我还未接到母亲患有癌症的消息之前，我帮保罗在新学院申请了政治学的博士课程。在1月中旬，想到能够到纽约市居住似乎是世上最振奋人心的事情了。而如今，在这物是人非的3月下旬，当保罗展开那封宣布他被顺利录取的来信时，当我拥抱他、为他的好消息表示祝贺时，我却感到自己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母亲离世之前的自己，另一半则是现在的自己。过去的那个我伤痕累累，而真实的我被覆盖在这伤痕之下，在我曾自以为熟悉的世界上搏动着心跳：6月我就要完成本科学业了，几个月后我就会和保罗一起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在纽约市的东村或公园坡这些我只有在想象中和书本上才见过的区域租一间公寓；我会身穿时髦披肩和拉风的靴子、头戴针织帽，就像我所憧憬的文学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穷困潦倒、白手起家，却仍因机缘和造化最终圆了我的作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