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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蚩尤，也不是魔神的形象，他对社会的进步还做了很多的贡献。蚩尤是中华民族的三个伟大始祖之一
由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以致如今，中国的历史典籍，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黄帝时期。然而，在黄帝时，中华民族就有三个著名的伟大始祖，即黄帝、炎帝、蚩尤。但是，在我国历来的官方正统史中，一直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始君，后来炎帝也逐渐被确认。所以，这里我们着重谈谈蚩尤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之一的问题。
首先，应当指出，蚩尤是中国苗族的先祖。因为如今的中国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远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蚩尤为乎领。《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我党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写道：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居民，“居住在南方的人统被称为‘蛮族’。其中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九黎当是九个部落的联盟，每个部落又包含九个兄弟氏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酋长。……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斗的强大部落。”[2]在九黎部落进入中原之后，炎帝族也自西方牧进入中部地区，与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的冲突。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至涿鹿。后业，炎帝族联合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展开了原始社会末期规模空前的部落大战——涿鹿大战。在战争初期，黄帝由于兵力不足，又对地形气候不了解和不习惯，因而“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3]；后来黄帝族创制了指南车以识别方向；[4]并大大增添实力，[5]才转败为胜。最后双方决战于涿鹿，九黎被打败，其首领蚩尤也被擒杀。
九黎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这种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范文澜写道：“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一上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6]所以，到商、周时期，“三苗”又被称为“荆楚”，有时也被称为“南蛮”后来，荆楚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其中较先进的楚人，又被称为“荆蛮”。其后，荆蛮日渐强盛，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的主体居民和主体民族。
可见，九黎、三苗、南蛮、荆蛮、苗族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都包括苗族先民，后者是前者的苗裔。《周书·吕刑》的“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国语·郑注》的“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等记载，就已经显出“九黎”和“三苗”的亲缘关系。《礼记·衣疏·引甫刑·郑注》说，“有苗、九黎之后……居于西裔者三苗”等语，也直接指出“三苗”是九黎的后裔。“南蛮”则是被驱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而“荆蛮”则是商、周时期对两湖地区这部分“南蛮”的称谓。许多只书都认为，苗族和三苗有亲缘关系，例如：“苗人，古三苗之裔也”[7]；“苗者，三苗之裔”[8]；“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9]。这就使我们清楚看到了苗族族源的线索，九黎——三苗——南蛮——苗族。就是说苗的先民是九黎，而蚩尤是九黎的首领，所以，苗族人民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
其次，蚩尤也是中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祖先。五千年前，与黄帝同时代的九黎部落联盟，据史书记载，其成员中除了苗族以外，还有黎族、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如果按照过去史书的称谓，把远古时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族”，或称“南蛮”、“荆蛮”，那么就把我国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了。这就是说九黎、三苗、南蛮，不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而蚩尤是九黎之君，所以，蚩尤也就不仅是苗族的先祖，同时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迁徙过程中，包括南迁和西迁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若干民族，只有一部分仍保持着苗族的称谓。由此可见，这些演化出来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后裔，蚩尤亦当是他们的先祖。
再次，蚩尤也是我国羌族的先祖。《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这就是说，羌族是出自三苗，是三苗的后裔是姜姓的别支。据史料记载，姜姓就是西北一带原来的姜族，后来称为羌，以后逐渐南迁和西迁。所以，北至现在的青海，西至现在的西藏，南至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都有羌族人民居住。羌族西迁到西藏的人自称为“乌斯藏”，乌斯就是乌氏，藏就是羌，乌斯藏就是乌氏羌的统称。他们又称为“西藏”，实际上西藏就是西羌。这就可以证明，现在的藏族，也是羌族和乌族相互融合而成的。其中也有苗族。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表族融合叫青羌，一部分羌族向南迁的，到四川的与当地的青族融合后叫青羌，一部分再由四川迁到贵州、云南。现在贵州西部的羌族，他们的公开族号为羌，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云南的羌族，其来源与贵州西部的羌族大致相同，公开的族号为羌，族人间仍自称为苗。由此可见，羌族也是九黎、三苗的后裔，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亦当是羌族的先祖。
又再次，蚩尤也是汉族的先祖。范文澜同志写道：“远古时代，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它们彼此间经长时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斗争，有些逐渐融合了，有些发展起来”。[10]“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夷族、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称为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的初步基础。”[11]"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以养黎民，实际是用刑法强迫苗民黎民耕种来养活受教化的百姓。”[12]又如：陆次云《峒溪纤志》说：或者人捕获冯人妆奴隶，给他着上木靴再加木锁，一辈子也不得逃走。这就是说，把俘获对方民族的人当奴隶，以后便逐渐地融合在本民族中了。而且到春秋战国时期，“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13]显而易见，这次民族融合自然也包括着一部分苗族。既然苗族的一部分融合于华族，成为汉族的初步基础，以后又不断有一部分苗族融合于汉族之中，那么，九黎也应当是汉族的先民，九黎之君蚩尤亦应当是汉族的先祖，而不应把他排斥在黄帝、炎帝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蚩尤不仅是苗族黎民族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而且也是汉族等其它民族的祖先，因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黄帝时期，黄帝、炎帝、蚩尤是同时代的三个伟大人物，是原始社会阶段部落联盟解体前黄帝时期的古代中国三大部落联盟的三个首领和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承认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许多多历史人物。但是，根据史书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历史人物当是黄帝、炎帝、蚩尤。而且，可以说黄帝、炎帝、蚩尤是中国人民长期怀念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关于中国人民怀念黄帝、炎帝的情况，已有许多论、著的文章作了阐述，而对中国人民怀念蚩尤的情况则论述得很少。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谈谈中国人民长期怀念蚩尤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