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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左右，我拿起房间里的电话，打给伊莱恩·马德尔。电话转到了自动答录机，嘀的一声过后，我说：“是我，马特。我见过你朋友了，我想谢谢你推荐我，也许以后我会有机会还你这个人情。”我挂断电话，又等了半小时。钱斯没有回我的电话。
我心想，算了吧，外面在下雨，你可不想出去淋雨。我走出电话亭，没有走向大门，而是拐向电梯，上楼回我的房间。我锁好门，把椅子拖到窗口，坐下看雨。几分钟后，想喝酒的冲动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它卷土重来，随后再次消失。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它来来去去，像霓虹灯似的明灭闪烁。我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一门心思看雨。
我不是特别饿，但还是逼着自己下楼找东西吃。雨已经停了。我走到蓝松鸦餐馆，要了汉堡包和炸薯条。隔着两张桌子有个男人在喝着啤酒配三明治，我决定等服务员送汉堡包过来的时候也点一瓶，但等他真的过来时，我已经改变主意。我吃掉大半个汉堡包和近一半薯条，喝了两杯咖啡，然后要了樱桃派当点心，几乎全部吃完了。
我挂断电话，觉得身体有点抖，也许是因为我喝了一整天的咖啡。我想喝杯酒。我考虑了一下是否要过街去波莉笼子飞快地喝一杯，或者去它两个门牌号码外的酒铺子，买一品脱瓶的波本威士忌。烈酒浮现在我的眼前，占边或丹特，朴素的品脱瓶，货真价实的棕色威士忌。
走出餐馆时差不多八点半。路过我住的旅馆时我进去问了问，没有留言；然后我一直走到第九大道。路口处以前是一家希腊酒吧，名叫安塔列斯与斯派罗酒吧，但现在是卖水果和蔬菜的小超市了。我拐向上城区，走过阿姆斯特朗酒馆，穿过五十八街后，我遇上了红灯，于是穿过第九大道，继续向前走，经过医院，来到圣保罗教堂。我绕到教堂侧面，走下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地下室。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纸板牌子，但你不特地找就肯定看不见。
我把我的名字和我在旅馆的电话号码报给她。她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是私事。
牌子上写着：A.A.<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
“我应该很快就会和他联系。”她说。她听上去人到中年，说话带着老烟枪的那种沙哑：“您要留言给他吗？”
我进门时他们刚开始。三张长桌拼成U字形，人们坐在长桌两侧，后面还另外摆着十几把椅子。旁边的另一张桌子上放着点心和饮料。我拿了个一次性杯子，把大壶里的咖啡倒了进去，然后在最后面找了把椅子坐下。几个人朝我点点头，我点头还礼。
“我想找钱斯先生谈谈。”我说。
正在发言的人与我年龄相仿。他穿着鱼骨纹的粗花呢上衣和格子呢的法兰绒衬衫。他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从十几岁喝第一杯酒到加入组织四年后终于成功戒酒。他结婚离婚数次，撞坏过几辆车，一次又一次丢工作，一次又一次进医院。然后他停止喝酒，参加协会活动，情况开始好转。“变好的并不是情况，”他更正道，“而是我自己。”
她离开后，我喝完咖啡，用一张她给的一百块付账。阿姆斯特朗酒馆在第九大道上，位于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五十七街拐过路口就是我住的旅馆。我回到旅馆，问前台有没有邮件和留言，然后用大堂的付费电话打钱斯的应答服务号码。第三声铃响，一个女人接起电话，她重复了一遍号码的最后四位数，然后问有何贵干。
这种话他们经常说。他们总是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类似的词句你听了一遍又一遍。不过那些人生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人们端坐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向你讲述上帝最憎恶的事情。
但话说回来，我还需要什么呢？我迟早会找到他，到时候我会和他谈谈，要是做得到，我留给他的心灵伤害就会超过他有能力留给金的。要是做不到，我还是比今天早上醒来时多了五百块。
他讲了半个小时。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捐款篮传来传去。我放进去一块钱，然后又去倒了杯咖啡，顺便拿了两块燕麦曲奇。一个穿旧陆军夹克衫的男人叫了我名字，和我打招呼。我记得他叫吉姆，也和他打了招呼。他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情况还不赖。
她离开时，店堂里的上班族正变得越来越多。后来她喝够了咖啡，要了白葡萄酒换换口味。她点了一杯，留下一半在桌上。我继续喝黑咖啡。我的笔记本里有她的地址和号码，也有钱斯的应答服务号码，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