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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港币一毫即一角(十分)。
「一瓶可乐。」他放下四毫,说。
我从冰箱拿出一瓶可乐给他,收过钱,便回到椅子装作看报纸。何先生十分钟前说有点事要离开一会儿,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顾店。我举起何先生留下来的报纸,眼角却瞄着郑天生:心想他是不是要来找苏松。他站在士多前,左手插在裤袋,靠着冰箱喝着可乐,眼睛往街角瞧过去,一副无所事事的散漫模样。拜托,快快喝完离开吧,我知道阿三和阿七差不多是时候经过巡逻,天晓得这个姓郑的会不会跟他们起冲突。
大约十一点时,一个男人走近。我觉得他有点脸熟,细想一下,发觉他便是我昨天听到的声音的主人之一——他是苏松的同伴郑天生。
当这念头还未消失时,我便看到那两个员警出现了。他们一如平时,并肩缓步走着,经过街角的面店、药行、裁缝店,再走到士多前。
翌日,我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房东的士多工作。纵使换了新冰箱,街头仍旧冷清,行人稀少,顾客自然不多。何先生坐在柜台后读报,我则坐在门口旁,一边搧着扇子,一边听着收音机广播。电台中那位播音员再次大骂「左仔」搞乱社会秩序,是「无耻无良、下流贱格」之徒,语气刻薄幽默,极尽讥讽之能事。我一笑置之,但对左派来说相当刺耳吧。
「麻烦你,一瓶可乐、一瓶哥喇□。」阿七说,他就像老样子,放下三毫,为自己的份付款。
晚上,我跟杜自强和苏松碰面,苏松的态度和平时没分别,一见面便游说我加入「工会」,不过杜自强显得比平常拘谨。何先生夫妇似乎没察觉异样,而我没有跟大哥提起事件,虽然告诉他,他或者能替我分担一下,但秘密一旦说出口便不再是秘密。这一夜我睡得不好,一想到苏松他们的「行动」,我便思潮起伏,惴惴不安。
<i>□哥喇:Cola的音译。可乐指可口可巢,哥喇指屈臣士汽水。后者较便宜。</i>
因为现实中,权力和财富永远只握在一小撮人的手里。
我从冰箱取出两瓶汽水,交给他们,他们边喝边谈,不知道我正为情况担心——在他们身边,正好有一个「炸弹暴徒」,喝着相同的汽水。
权力便是这样一回事,在高位的,拿理想,信念、金钱作为诱饵,叫下方的卖命,人不是想找个伟大的目标生存,便是追求安稳的生活,只要提供足够的诱因,便甘愿为奴为仆,如果我跟姓苏的这样说,他一定会痛斥我被法西斯荼毒,伟大的党和祖国才不会把他们这些爱国同胞置诸不理,但我敢写包票,他这些小角色只会被人遗忘,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假如英国人最后没撤退,那些被港英政府关进监狱的人,出狱后大概会一时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战士」,但长远而言,他们会被照顾、安顿生活吗?我很怀疑。这些小角色愈多,便愈不受重视,你以为自己放一次炸弹,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却不知道跟你一样的死士有上百上千个。
<i>□六○年代汽水玻璃瓶会被厂家回收,在士多喝汽水必须当场喝掉,如要带走,需要多付瓶子押金(例如雨毫),之后将空瓶交回士多方可取回。</i>
那个姓邹的,听声音似有四、五十岁,可能是某个工会的干部,杜自强、苏松和郑天生只有二十多岁,满腔热血,对现况的愤怒无处宣泄,正好是左派渴求的人,或者他们的理念正确,出发点纯粹是为了抵抗社会的不公义,但用上炸弹,便是愚蠢的行为。邹师傅的话说得铿锵有声,可是,依我看,苏松他们跟他们口中的「黄皮狗」差不多,一样是「消耗品」。
「十一点新闻报导。」收音机传来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炸弹,警方目前对锁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进入。今早十点十五分,裁判司署职员发现大门放置了可疑物品,于是报警,警方目前正在处理,暂未知道炸弹真伤。」
回到房间,我仔细思考刚才听到的对话。如果现在杜自强或苏松回来,我可以辩称刚回家,他们该不会起疑:可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处理那些「机密情报」。
我看到郑天生嘴角微微扬起。该不会是他放的吧?
我想,我没有被他们发现吧。我谨慎地打开房门,探头察看,确认房子里只有我一人后,才急步到厕所小解。我憋尿憋了很久,差点想找个瓶子解决。
「下一则消息。英国皇家空军副参谋符利将军今天抵港,进行五天的访问。符利将军下午会跟港督会面,明天预定到皇家空军基地慰劳驻港英军,并出席驻港英军与员警部联合设置的晚宴。符利将军表示,他赞同之前访港的远东英军总司令贾华将军的意见,认为维持香港安定的第一道防线是香港市民,第二道是员警,第三道是英军,英军会在必要时支援政府……」
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松一口气。
「哼!放屁的白皮猪!」
「好,好,邹师傅,后天见。」那是苏松的声音,墙后还传来开门声。我悄悄地离开卧床,将耳朵贴在房门上,听到杜自强他们三人跟邹师傅道别。板问房跟客厅之间的木板墙顶都有通风窗,门板上有毛玻璃,我只能蹲在房门旁,以免他们从玻璃上看到人影晃动。他们三人之后没有回房间,在客厅中闲聊,在讨论哪一间茶馆便宜又好吃,半个钟头后,三人也离开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