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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穆斯林律师说：“这里在一九六二年的时候要比现在安定，我们希望现在只是过渡状态。但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状况不会持续下去的，不会一直这样的。’而现在这个新冒出来的MMM党更加让人绝望。资金在退出，价格在上涨，税收也在涨。现在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说一次：‘这只是过渡状态。’”
法律终归是法律，就像在毛里求斯，一份工作终归是一份工作。但这位治安官的职责让他感到沮丧。他说：“这里是岛上最穷的行政区之一。收了庄稼，他们就无事可做。他们只能钓钓鱼，采采阿拉伯树胶种，一磅种子才换一毛二（合一个新便士）。所以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要采很多树胶种子才能够一磅。”
一位混血医生说：“在一个比较富有的社会，男孩有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圈子，一个混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交圈。但在这里，因为抑郁和沮丧，男孩会倒向他旧有的社会阶层，并且接受自己的地位。正是这种听天由命、接受现状的氛围挽救了毛里求斯，这是印度人散发出来的态度，感染了其他人。我们被两个神话统治着：政府；甘蔗庄园，阴险的白神。白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如果他们不存在了，我们毛里求斯人就必须创造出一种类似的人出来。”
在这个乡村法庭上，端详一下这伙因为企图破坏他人财产而受审的黑帮：三个黑人男孩，他们是亲兄弟，另外还有一个身体严重伤残红皮肤的年轻混血儿。想象一下这些衣衫褴褛的、机灵的小男孩因为一起最微不足道的盗窃案而受审的过程。整个场面几乎有种家庭气氛。毛里求斯大部分官方建筑物的大小都跟普通人家的种植园宅子差不多，这间用木材盖起来的小法庭就像一间客厅那样小。治安官背靠里墙坐着，椅子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种着果树。
一个巨大的卍字涂在小镇特里奥莱的主干道上，这是印度人的镇子，一条主干道从镇上穿过。卍字是印度雅利安人寓意吉祥的标志，也是印度人家里的一种装饰，但在这里，它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是一个叫“人民同盟”的新政党的标志，目的在于提醒印度人保持他们的种族忠诚。卍字饰和杜瓦尔先生的黑权运动都是对提倡跨种族合作的新左政党MMM的反击。幻想反击着幻想：MMM正是在特里奥莱赢得了他们在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然而选举才过去几周，MMM的思想在这间俱乐部里好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黑帮是四五年前出现的。起初他们是一起找活儿、一起干活儿的街头兄弟，然后变成了皮条帮，再后来就变成了受雇的打手。他们最近一次干的活儿是把硫酸泼在了一个经理的脸上，因为他解雇了一个工人。费用是六十五卢比，合五英镑。
俱乐部里充斥着司空见惯的故事：毛里求斯疲劳症；取得了中学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人，只能“整天待在家里，追求学业，对生活感到恶心，感到厌倦”；有三四十个人去了英国当护士，“但大多数人都轮不上，这取决于部长，有时候他不让我们去。他们都把好处留给自己家里人。”一个小伙子刚好从外面的马路上经过，他们便说起了他的故事，他把自己祖传的一小块地给“喝掉了”，跟大家一样了。“他现在陷入了危机。”
一位律师说：“我看到很多人去卖淫，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谋得一线生机。上了这条船的姑娘都来自这块殖民地最好的学校。”
毛里求斯有很多关于丢掉工作的传奇故事，这里就有一个版本。故事说的是一个小伙子，两年前因为一个员工的诡计而丢掉了一份政府里的差事。那份工作是信差，每天能挣五个半卢比，合四十便士。俱乐部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而且都有自己的版本。当那个丢了工作的信差出现时，你看到的是一个相貌英俊、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显然是个充满魅力的人。他的邻居得到了那份工作。“我不生他的气。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去处置。”但他身上却穿了一件淡紫色的MMM衬衫，表达他对政府的蔑视。
她们现在是自由的，独立的。但皮条客和路易港的黑帮正在窥伺着她们，还有中国人在金沙角新开的妓院。几天后，就在那种地方，我看到了这两个姑娘：那个女仆正在非常谦恭地照看着她的女主人。
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故，这里的人都会伸出援手，一旦涉及工作就不一样了。家庭之间互相忌妒，喝醉了酒就会暴露出彼此的怨恨。”
她从一九六七年开始攒钱。一年后攒下了二十个卢比，十八个月后还剩十五个卢比。然后开始按月存钱——十个、二十个、二十五个，甚至达到了三十个卢比——直到她怀孕后期，她流产了。连续六个月，那个账户一直在流血，那之后过了一年，账户像是死掉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次奇迹般的输血出现了：六百卢比，合四十五英镑，来自一位英国小伙子。为了纪念这笔钱，玻璃橱里多了一张彩色快照：一张家庭快照，显然是来自英国。现在账户里只剩下四十卢比了。她还清了债务，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还买了药。她感到疲乏，就买了散拿吐瑾（Sanatogen）来治神经衰弱，买了犬糖浆（Sirop des Chiens）来补血。这些药都摆在桌子上，跟存折放在一起。房间的门楣上悬挂着一颗圣心，在保佑着这个印度姑娘和她的女仆。
他们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公平。他们没有觉得他们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吗？他们对自己的权利、选票和观点的力量充满自信。他们认为他们的独立是稳固的、永久的，看不到它的脆弱。内部政变，外部力量武装占领，这两者在这里都不难想象：他们从未想过这些吗？
“没了，”她说，“没了。都花完了。”
俱乐部里的年轻人说：“政府会处理这些事情的。”
铺着油布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邮局的存折。
然而当下午渐渐黯淡，街上的人流变得稀疏，当收音机纷纷调到印度的音乐节目，当谈话变得缓慢、和缓，事情就变得一清二楚了：这些年轻人已经对危险无动于衷。他们在内心深处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敌人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赢了。
“没有毛里求斯人！”比哈里姑娘用英语说，切换语言的时候仿佛在尖叫，“男人在这里没活儿干。”
“毛里求斯出现了一种可以把椰子树毁掉的‘独脚仙’。这种甲虫是有人为了卖他们的药，专门带到毛里求斯的，我们的祖辈从没见过这种甲虫。所以他们赚两道钱。毁掉我们的椰子，还想卖药给我们。我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农业部的人干的，有可能是一些外来人干的。”
玻璃橱的门上还贴着其他男人的照片，都是欧洲人。
“他们铲掉我们的橘子树，好让我们买南非的橘子。我们猜是这样的。他们来到我们这儿，说我们的橘子树上有一种霉菌。”
“她没告诉你，”黑人姑娘说，“她没有工作。这个人”——墙上那个男人——“每个月都给她钱。五六十个卢比吧，我不清楚。她给这个水手生了孩子，孩子死了。已经有两年了。”
“现在每天都会听到，我们的人被我们以前没有的病打倒了。”
比哈里姑娘用方言说：“我妈妈住在小河镇的家里。我爸爸失踪后，她就一个人过。我爸爸疯了。”她轻描淡写地说着，“五年前，我爸爸不再工作，他以前是砍甘蔗的工人。他开始头疼，去了医院，后来就失踪了。当时我十四岁。我妈妈干一些洗洗涮涮的工作，挣点钱。那年十二月，我来到路易港。我告诉妈妈，我要去路易港。但那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时候去看妈妈，她不到这里来。我有两个弟弟在上学，一个弟弟在‘商店’<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里干零活。现在我整天在这里坐着，看书，聊天。”
“疟疾。”
“这就是为什么她租了两个房间，”黑人姑娘用英语说，“她在另一个房间做饭。她整天都待在这儿。”
正是因为根除了疟疾，才引发了人口爆炸。
一个水手的大幅照片挂在墙上。比哈里姑娘说，他是瑞典人。
“不对，疟疾以前在这里很常见。”
隔壁这间屋子要大一些、亮一些，明快一些：墙壁是浅赭石色的，地上铺着漆布。厨房不在前屋，在隔壁，这是一间套房。一位印度姑娘住在这儿，她是比哈里人。她面色苍白，但容貌姣好。一个黑人姑娘跟她住在一起，可能是她的朋友，现在已经充当起了女仆的角色。她们都很年轻，十八岁左右，个子都很矮小。黑人姑娘看上去瘦小干瘪，身量不足。透明的女式上衣透出她的乳罩和骨瘦如柴的简单线条。这身打扮并不是为了撩拨人，她身上有一种让人惊奇的无邪。她是个女仆，靠着她的年轻女主人过活。那位比哈里姑娘长得极其匀称，身材比例恰到好处，她坐在床边时，大腿甚至显得有些丰满。她经常不安地把两只膝盖磕在一起，这是印度人特有的动作。女主人显然和女仆一样贫血，她的健康状况也许更差；她有一双歇斯底里症患者特有的眼窝深陷的、过于明亮的眼睛。
“霍乱。比如说霍乱，以前在这里不怎么看得到。现在还出现了其他疾病，我叫不出名字，但确实有人得了。我们觉得毛里求斯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以前一直采取避孕措施，但有一回跟丈夫吵架，丈夫把药片统统给扔掉了，而她再也没去计划生育门诊。每当家里揭不开锅，丈夫就会大发雷霆，他打她，她就跑出去。但没多久她又想：这可怜的男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她就在外面待上一会儿，哭上一会儿，然后再回来。她现在打算把孩子送去托儿所，看看自己能不能找份工作。她是泰米尔人，按照他们的习俗，生了孩子后，四十天内不能出门。但她已经破了规矩，她需要钱。所以现在她要出去。她要家家户户地去问，看看谁家有衣服要补，有盘子要洗。她有可能让家里每周多上三四个卢比，合二十到三十便士。
“梅毒。”
她丈夫是个电工，已经有十个月没活儿干了。他以前在消防队工作，他的消防员腰带挂在晾衣绳上，是整间房里唯一的非必需品。他早上去码头了，希望能挣上五毛钱，合三个半便士，昨天连五毛钱也没挣到。她今天早上向邻居借了两毛五，让一个姑娘去买些吃的回来。但两毛五买不来一顿饭，于是姑娘花一毛一买了一条面包和一些酸辣酱——就是那条面包——把剩下的钱带了回来，一毛四，就在桌子上。钱旁边放着一个妮维雅面霜的锡盒、一把断了齿的梳子、一个破旧的粉扑、半瓶至尊古龙香水（医院里的护士送给小宝宝的礼物）、一个橡皮头和一支铅笔。这是他们全部的财产。
他说对了。“梅毒。这种病在扩散，尤其是在路易港。政府正在逐步让卖淫合法化，现在他们给那些姑娘发执照了。”
右边第一间屋子里铺着红色地砖，房顶是一张光秃秃的瓦楞铁皮，房里光线很暗。有一张床，两张桌子，一些箱子，一根晾衣绳。一张《花花公子》的剪贴画钉在床上方，床上放着一个小包裹：里面裹着一个红褐色皮肤的小婴儿，出生才十天。妈妈早上去儿童福利中心，想领点牛奶，却被打发回来了，因为她拿错了票证。那些“票证”因为拿来拿去而破碎不堪，此刻正放在桌子上，装在一个塑料信封里。她明天得再去一趟。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这个房间现在要睡六个人了。
把执照体系介绍进来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拖船就停在港口里。
一片出租屋建在首都路易港一座大宅院的旧址上。宅院高大结实的外墙还在，墙里，院子前面堆着瓦砾，石块和坍塌的泥瓦间夹杂着褪了色的香烟盒、灰扑扑的玻璃包装纸和干枯的树叶。角落里，几个男孩和小伙子靠着墙，坐在纸箱上，在炎热的上午打扑克。瓦砾堆后面，两棵老树底下是两排出租棚屋的起点，棚屋是用瓦楞铁和木板搭起来的，修修补补的痕迹随处可见，两排棚屋经过公用的水龙头，经过许许多多挨着它们搭起来的、更小的棚子，一直延伸到公用厕所那里。路面上有很多石头，露出来的泥土又湿又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