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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金钱已经耗尽，庇隆主义仍然有能力把仇恨当作希望提供给人民。到最后，这也是阿根廷人为什么会在无形中团结起来、召唤庇隆归来的原因，尽管他的第一个统治时期结束于压迫与灾难，尽管他已经衰老，死亡将至。在他十八年的流亡岁月里，阿根廷从一个政府折腾到又一个政府，而他却以奇特的方式始终如一。他变成了典型的阿根廷人：和之前的伊娃一样，和所有阿根廷人一样，他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有敌人的人，一个怀有关于他人的痛苦的人。随着岁月流逝，他的敌人成倍增长；他从前对阿根廷人的抱怨开始变得像预言一样（“革命没有理想可言”，“军方在统治，但是没有人服从”）；到最后他似乎终于变成了每一个人的敌人的敌人。
伊娃·庇隆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致力于嘲笑富人——掌握着阿根廷这片百万英里土地上的绝大多数财富的四百个家庭。她嘲笑和伤害他们，就像他们伤害她那样；她后来在民间的圣人地位让她的破坏性事业有了一抹宗教色彩。
庇隆主义从来不是一种规划，而是一种反叛。阿根廷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反叛。阿根廷的作家有时会说，在欧洲找不到任何一个类似的国家。与之类似的国家是海地，在万圣节奴隶起义之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个以类似的方式建造起来的、野蛮的殖民社会，同样寄生于一种遥远的文明，没有能力自我更新，因为人唯一的行为模式是由奴隶制提供的，而要成为人，就只能抑制关于他人的痛苦，变得像主人一样。
在请人代笔的自传《我生活的意义》中，伊娃·庇隆说她十一岁时就认识了贫穷。“奇怪的是，更让我痛苦的不是穷人的存在，而是知道与此同时存在着富有的人。”这种关于富人的痛苦，关于其他人的痛苦，一直是庇隆主义对大众的吸引力所在。正是这种简单的冲动，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庇隆的“第三位置<a id="noteBack_19" href="#note_19">[19]</a>”，点燃了阿根廷。
伊娃·庇隆点着了火。但她完全没有改良的概念。她受过的伤太多，受的教育太少；过于从属于她的社会；始终是一个置身于大男子主义者当中的女人。海地的皇帝克里斯托弗以无数的生命和金钱为代价，以硫磺山的英国要塞为蓝本建造了拉费里埃尔堡；硫磺山位于圣基茨的小岛上，克里斯托弗就是在那里生而为奴，继而又被培养成裁缝的。于是伊娃·庇隆走进权力中心，销毁了自己幼年时的档案，却从未走出童年的种种观念，她所寻求的只是与富人比残忍，比财富和风格，比谁的进口用品更多。她给予人民的——她正是在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是她自己以及她的凯旋。
他们说，他们是想从内部改变这场运动；他们还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这听上去更像空想。但他们却把流亡中的庇隆邀请回来统治他们；他们把他邀请回来，甚至连同他的占星师一道，因为他们想要他所能提供的东西。
是她的敌人促进了她的圣人化。一九五五年庇隆被推翻后，他们公开展示她的衣服，甚至包括内衣。她离世已经三年；但那场展览（尤其是展出内衣）是阿根廷大男子主义者侵犯女性的一种形式；而人民，应该为他们第一夫人的奢华和普通感到震惊。这是一种虚伪的做法：这些侵犯者自己没有更高的理想。他们展示伊娃童话般的财富，就一个出身贫穷的人而言超乎想象的财富，反倒为伊娃的传奇增添了光彩。
庇隆现在已经不太被谈起。他死了；他最终辜负了每一个人；他，以及被他浪费的那些岁月，都可以忽略不计。在阿根廷，历史与其说是记录与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对让人不快的种种事实的习惯性篡改；这是一个遗忘的进程。为庇隆回归而鼓吹和运动的中产阶级政客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出人意料地转向庇隆主义、从而让庇隆主义甚嚣尘上的人，现在纷纷回避这个话题，或是矢口否认。
去世二十年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的正当性。她那做过防腐处理的娇小尸体——她身高五英尺二英寸，死时已羸弱不堪——现在安息在雷科莱塔国家公墓的杜阿尔特家族墓穴里，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的大墓地。仿真城镇的大道用石头和大理石建成，到处可见阿根廷伟人的名字，或者说，如果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那些本可以变得伟大的名字。而现在，只能说那些名字属于矫饰的、失败的过去。这样的正当性，这样的尊严，是那个从洛斯托多斯来的女孩想要的一切；经过一场叛乱和政权的崩溃，她才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军方喜欢干净的墙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墙面现在都刷得白白净净的。但四处的墙面上仍然看得到旧日的政治涂鸦，透过石灰幽魅般地显现出来：一九七二年的“Evita Vive”（“伊娃万岁”）；庇隆青年运动的徽章；庇隆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口号：“Cámpora a la Presidencia, Perón al Poder.”（“总统归于坎波拉<a id="noteBack_18" href="#note_18">[18]</a>，权力归于庇隆。”）还有一条晚近的标语高喊“Cámpora traidor”（“坎波拉是叛徒”），从庇隆主义的角度出发，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朋友神秘地变成敌人，现在成了阿根廷被遗忘的历史中无足轻重的一页，一个幽灵的幽灵：在军方粉刷的石灰之下所有被遗忘的历史。
庇隆掌权的早期，她被视为圣人，现在的她已经超越了庇隆主义和政治。她是自己的教派，为信奉她的人提供庇护。在没有可靠的制度、规则和法律，没有世俗保障的地方，人们需要信仰和魔法。阿根廷的大自然会令人不知所措：在这片拥有高山和广袤空间的土地上，人会有被遗弃的感觉。（沙漠、丛林、群山把北方省份拉里奥哈与大草原那更柔软、但却依然无边无际的土地分隔开来：拉里奥哈城，古老之地，失落的希望，十六世纪在次安第斯的荒原上建造的城镇，是继墨西哥和秘鲁之后，西班牙人为寻找黄金国而建立的又一个基地。）在广袤的阿根廷，荒原似乎总是近在咫尺：人们是怎么来到这里，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与庇隆重新掌权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丑闻，还有在他的统治以及伊莎贝尔的统治下的经济丑闻，仍在被不断提起。是游击队让庇隆的回归成为可能；他们是庇隆运动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强硬臂膀。但他们真的全是游击队吗？绑架和抢劫银行——这都是为了他们的理想？还是有些游击队员与阿根廷的大企业搅在了一起？这一次，不要从土地和比索贬值的角度去想，而是要从理想主义和激情、真实的鲜血与酷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在那片荒原上，生长着各种教派，它们给人一种古代世界的感觉。比如，有一个教派信奉一位叫La Difunta Correa（已逝的科雷亚）的女人。不知何年何月，她曾经徒步穿越沙漠。她又饥又渴，沙漠里没有水：她死了。但她的小孩（也许是她在死前生下的小孩）被人发现时还活着，正在吮吸这个已逝女人的乳房。路边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纪念神龛，人们会在里面留下水瓶。水将会蒸发：被已逝的科雷亚喝掉了——La Difunta Correa tomó el agua：简单的奇迹在无休无止地更新。
现在一切都沉默了。伊莎贝尔被扣留在南方某地，关于她的闲话越来越少；官方公布了她的一张私人快照，看得出她在执政期间发胖了。她的统治集团成员大多已各奔东西。占星师洛佩兹·雷加——他是伊莎贝尔在巴拿马做卡巴莱舞女时的经理，后来成了庇隆的秘书——出国了；现政府指控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曾大肆贪污。
伊娃·庇隆现在也成了那样一个人物，不再与时间或政治相关联。人们在雷科莱塔的杜阿尔特墓穴前献上祭品。石棺是看不见的，但大家知道它在那儿。我去的那天早晨，在黑色的围栏上，有人用白色围巾把洁白的百合系在上面；围栏上还有一朵凋谢了的玫瑰，无以言喻地动人。在没有保护层的地上，有一条装在塑料包装里的白色披巾。一位妇女带了花来。她是人民当中的一员，身材矮胖，是那种饮食里淀粉含量过高的人。她从遥远的门多萨来，那是大草原的另一端。
“Perón conduce, Isabel verticaliza.”（庇隆指挥，伊莎贝尔让事物垂直。）这些词在西班牙语和英语里一样令人费解；但这是一九七四年庇隆统治末期的口号之一，其时庇隆主义已经显示出它只是空洞的言辞而已，而庇隆的统治以及他的宫廷就像是把他们迎接回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延续；官方印制的公告被人用喷雾剂涂抹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处的墙壁就像是破旧的广告牌。那么多的公告，很快就会过时：总有新的烈士需要哀悼，（并且在一周内就会被遗忘：在庇隆时期的阿根廷，没有什么像上一周的政治公告那样毫无生命。）那么多的杀戮需要复仇：领袖总是试图让自己悬浮在集体的愤怒、怨尤和仇恨之上。
（门多萨是安第斯山脚盛产葡萄酒的地区，那里有许多欧洲进口的树木，柳树和悬铃木，在南方明亮的光线和清朗的空气中长得异常盛大；一侧的风景总是被蓝灰色群山的山壁所阻挡。但这里不是真正的白雪覆盖的安第斯：有一天雪顶会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出现，似乎没有支撑，像一抹淡淡的白色叠映在半空中，让人对尺度产生新的理解；这样的景象不仅会让十六世纪时来到这里的征服者叹为奇观，也会令印加人产生同样的感觉；这些没有马车的印加人，把他们的统治疆域拓展到了如此遥远的南方，直到今天门多萨的开垦者仍在使用他们的水渠。）
这就是她的结局，这位出生在贫穷的北方省份拉里奥哈的贫穷女孩的结局。一九五六年遇见流亡的庇隆时，她正在遥远的巴拿马的一家卡巴莱舞厅工作。那时距庇隆被推翻已经一年，距伊娃·庇隆去世也已经四年。伊莎贝尔从未晋升为伊娃·庇隆的替代者，庇隆也从未因为和她的关系而遭到追随者的指责。大男子主义的阿根廷无限地理解一个男人的各种需求，对于阿根廷人来说，伊莎贝尔不过是领袖身边的新欢。而当她于一九七三年与庇隆一同回到阿根廷时，她的身份只是“和平大使”，“让事物垂直的人”，用她的爱把阿根廷人团结在一起的女人；庇隆则是处理仇恨的人。
这位从门多萨来的女士有一个生病的女儿，一个痉挛性麻痹症（小儿麻痹症）患者：具体什么情况不是太清楚。“Hace quince años hice la promesa.”（十五年前我发了一个誓。）那是一九六二年，伊娃·庇隆已经去世十年，而庇隆仍在流亡，没有回归的希望；那一年人们以为伊娃做了防腐处理的尸体失踪了。现在奇迹发生了。尸体就在那儿；女孩的病也好到了能让这位母亲履行誓言的程度。
事情经过很简单。一天晚上，隐忍了很久的军方劫持了总统专用的直升机；伊莎贝尔在奢华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往回飞的途中被告知，奥利沃斯郊区的总统府，她原本正在前往的地方，已经不再是她的家。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位前卡巴莱舞女和阿根廷首位女总统大哭了起来。她先是被带到城里的一座机场，然后又被押送到总统府收拾她的衣服。她试着说服那里的家政人员站在她这边，她以为他们隶属于她，忠诚于她。但他们已经习惯了阿根廷总统的到来和突然离开，只是帮着她打了包。
她把花放在地上，静立了一会儿，对着围栏和空荡的墓穴沉思；然后她回过神来，神情轻快，准备离开。她说：“Ya cumpli.”我履行了誓言。
杀人汽车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庇隆时期它们已经存在，那时庇隆与支持他重掌权力的游击队反目成仇。这些汽车在庇隆的遗孀和继任者伊莎贝尔掌权时期变得更加嗜杀；那段时期，敌人之为敌人，越来越出于私人恩怨，而无法从政治上加以定义。直到有一天，伊莎贝尔不再掌权，庇隆主义的循环结束了。
6阿根廷与血的理念
庇隆在书中写道：“这次革命并没有理想可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反应，只是为了取消已经发生的事情，为了消灭庇隆主义，为了从工人那里拿走他们赢得的权益。”如果庇隆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用同样的话指斥现政权。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政治跷跷板游戏中，阿根廷的变化如此之少；所有的花招和谋杀都如此没有意义。
那是一九七七年三月的阿根廷，军政府正在与游击队进行一场“脏战”，有一天我被警察带下长途巴士，当作游击队嫌疑人拘押了几个小时。
昨日的抗体，今日的细菌；昨日的国家公仆，今日的作恶者；昨日的刑讯者，今日的被刑讯者。不管打的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旗号，阿根廷的意识形态其实相当简单：侵害别人的行为就是对的，侵害我的行为就是错的。庇隆身上最能体现出阿根廷人本色的时刻——在他的抱怨和道德义愤当中——是一九五六年他被军队推翻之后，出版了一本眼泪汪汪的书讲述这次事件。这本书的书名为La Fuerza Es el Derecho de las Bestias，直译就是《力量是动物的权利》，也可以换成英语的习惯表达《丛林法则》。
这是在这个国家的最北部——一个更为古老、更有热带气息的阿根廷，位于大陆深处，仍然有着西班牙帝国的氛围：安第斯山脉旁的宽阔山谷，连绵数英里的甘蔗林，居民都是印第安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显然是一个异乡人，在这样的北方我却可以融入人群。（有时还不仅仅是融入人群。之前有一次旅行途中，在科尔多瓦山的一座小城里，一个看起来像是西班牙裔的中年人在咖啡厅里对着我非常严肃地大喊：“你！你就像一个pistolero。”一个黑社会成员。）
这也正是海军上将顾塞提四年后的观点，他是现政权的领导人之一，这番话是他一九七六年八月在联合国为阿根廷的恐怖辩护时所说。海军上将（他后来在游击队的一次袭击中受了伤）说：“我所以为的颠覆来自左翼恐怖组织。右翼的颠覆或恐怖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国家的社会机体感染了一种疾病，内部遭到侵蚀，它就会产生抗体。这些抗体不能等同于细菌。”
这一次，我当时在殖民地古镇萨尔塔逗留。一天早晨，我坐上巴士去胡胡伊，这个镇子属于北面的省，与玻利维亚接壤。刚出萨尔塔，车就停了，也许是到了省界上。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印第安警察上来查验身份证件。阿根廷人从小就受到训练，会随身携带证件。我什么证件也没有带；护照放在萨尔塔的酒店里了。于是，我的黑社会脸短暂地吸引了其他乘客（大多是印第安人）的目光，我被带下了车，汽车开走了。
但是我后来见到庇隆工会的一位高级成员——那是一九七二年年中，他与权力关系密切，正等待着庇隆回归——他无法允诺任何事情。就像是在谈论雨水，他说酷刑总会存在。正是这个人，嗓音柔和、理智、其时仍是被压迫者的代表，他告诉我——在他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巴黎地铁交通图和一张庇隆青年时代的照片——有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用酷刑折磨一个“作恶者”“没问题”；折磨一个想要救国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和两个警察一起走进路边的白色混凝土简易房（或者叫它小屋）。简易房内外都很普通。里面还有一个警察，站在齐胸高的柜台后面；在柜台靠他那一侧的一张桌子上、他的手边上，平放着一支黑灰色金属壳枪。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
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看待法律的方式与此不同。他认为“大多数政府”都在使用酷刑，而且酷刑已经成了“阿根廷生活相当重要的特征”。一开始废除酷刑似乎并不在他的社会主义规划的考虑之内，但接着他注意到了我的忧虑，用非常快的语速向我保证，就像在哄一个可以向其允诺任何事情的小孩：“随着布尔乔亚的垮台”，酷刑会消失的。
和我在一起的这些人很严肃。他们听我解释，但对我所说的没多少兴趣。他们彼此交谈，然后又通过电话或无线电装置询问了另一个人的意见。过了一会儿，我被带到——我不记得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又是怎么去的了：那天我没有在笔记里记下这个事件——另外一个地方，一座矮小的建筑，独立在洒满阳光的丛林中。尽管看上去并不像，但那是一个警所或警哨。
一九七二年，在一家风格优雅的外省酒店里，一位西班牙血统的上流社会女士（仍然迷恋种族的纯粹，仍然在进行西班牙旧日的战争）告诉我，阿根廷的酷刑始于一八一〇年，也就是这个国家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年代；这位中年女士在餐桌上颇有风度，喝着阿根廷的黄色香槟，讲的英语带有淑女学堂的口音，她说酷刑仍是必要的举措，因为刑法太温和了。“只有用最可怕的方式杀了人，你才会进监狱。‘我的客户太冲动，’律师说。‘哦？’法官说，‘他太冲动？’那就不用坐牢了。”
把我带到这里的人离开了，就像开往胡胡伊的早班车一样。萨尔塔开始显得遥远起来。我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我学会了等待。我又一次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警察做了笔录，然后又开始打电话。这并不是轻松的事情，阿根廷的电话服务非常糟糕。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街道和美好时代的建筑上方，架设着巨型蜘蛛网一样的电话线，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印第安警察试图从一千英里外的丛林连通那座蛛网密布的城市。他不停地拨电话，有时说话，有时沉默。他同伴的视线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现在他的眼睛在笑，他变得文明起来，等待着事态发展。
酷刑在阿根廷并非新事物。尽管国外的阿根廷人在反对某个政权的运动中，总是把酷刑当成该政权的首创来谈论，阿根廷国内的所有组织都把酷刑当作阿根廷的一种制度，并且也接受这样的状况。
我坐在一条靠在光滑灰泥墙边的长凳上，看着外面的丛林和光亮，用随身带着的烟斗抽烟。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洗手间。他们告诉我，小建筑里没有盥洗设施。眼睛在笑的警察指了指丛林里稍远的一处地方：我应该去那里。他说：“如果你想逃跑，我会开枪打死你。”带着那样的笑意，他看上去像是在开玩笑；但我知道其实不是。
阿根廷的官方史是光荣的历史：英雄们进行的独立战争，欧洲的扩张，财富，文明。这也是博尔赫斯歌唱的往昔；但在他后期的故事里，文化的衰落成了反复出现的主题。
后来，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电话接通了：他们对我的描述没有一样出现在任何一份游击队名单上。我可以走了。带着某种类似善意的口吻，年长的警察说：“是你的烟斗救了你，知道吗，那只烟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外国人。”
野蛮，就在一座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的城市里，在一片因为这座城市而为其文明感到自豪的土地上。之所以如此野蛮，就是因为这样的看法：文明被当作一种遥远的东西，由其他人魔法般地推动向前。将欧洲文明视为与任何一种智识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将欧洲文明等同于欧洲的商品和时尚。文明被当作可以购买的东西，那些有足够多钱的男人或女人可以跨越大洋、随时随地获取的东西。这种态度与一个新建国家的政客相去不远，这样的政客一边糟蹋自己的窝，一边又在国外、在有法治的地方搭建着一个金窝。
这是一只非洲烟斗，是十一年前我在乌干达买的，一只坦噶尼喀产的黑海泡石小烟斗：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对它起了兴趣。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相信我的外表、我糟糕的西班牙语和我的西班牙口音能够证明自己。现在我才明白，对这些置身遥远北方的印第安警察而言，阿根廷可能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直到被释放的一刻，摆脱了轻微的震惊以及失常的时间感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刚刚的情况有多严重。就在几天前，我还在图库曼城和一小群居民站在一起，围观那些雨衣下带着机枪的警察登上没有车牌的汽车。就像是乡间别墅的打猎游戏；但在图库曼，脏战尤其肮脏，图库曼就在萨尔塔的南面。
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是受到惊吓和损害的人，他们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站到哪一边，现在只想逃跑；他们再也找不到继续留在阿根廷的理由，并且终于认清了长期以来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野蛮，那种他们之前视而不见的野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安全，而阿根廷古老的诱惑也仍然存在：广袤而富饶的土地、一夜暴富的可能、丰足的肉类产品，这诱惑体现在阿根廷人结束谈话时频繁使用的一句话之中：“Todavía aquí se vive mejor.”（还是在这里过得好。）
我自由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隐约觉得警察应该把我带回他们拘捕我的地方，但我没有跟他们提。他们告诉我路在哪边。我朝着那个方向走，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是没有“证件”，可能会再度被捕。我回到小建筑，想让年长的警察给我开个证明什么的。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请求似乎令他感到很愉快。他在桌前坐下，把一小摞印有抬头的纸放进笨重的老式打字机，以令我惊讶的速度打出constancia policial（警察“证明”）。语言非常正式：兹证明携带者曾被拘留，但是“已恢复自由”，因为拘留他“没有意义”（por no interesar su detención）。我带着这份证明走到路边等候。一个开着白色皮卡的意大利移民把我捎回了萨尔塔。
对一些名人的逮捕仍然会根据特定的指控、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法律了。人们被带走，没有人对此负责。军队让前来探询的人去问警察，警察又让他们去问军队。一种特殊的语言被发明出来：一位焦急的父亲会被告知，他儿子的案子已经“结案”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谁在做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据说现在只要出够价钱，就可以让任何一个人消失。
我放弃了在北方继续旅行的想法。第二天，我启程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后就离开了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周里，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去阿根廷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但我对文章的结构不满意，于是又用了三到四周的时间进行修改，最后却发现自己多少在以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写着同样的文章。我感到困惑，把文章放到了一边。
现在的阿根廷，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人失踪、被捕，或是被酷刑折磨。甚至连军人也会被叫去取回他们孩子的尸体，这还是他们战友给的人情，否则尸体就会被销毁或扔掉；有时这些尸体会在拉普拉塔河另一边的蒙得维的亚被河水冲上岸，已经残缺不全，腐烂不堪。有个女人收到一个鞋盒，里面装着她女儿的双手。
两年后，我又看了自己当时写的东西，发觉写得还不错，于是就想弄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困惑。就好像在当时，是作家的某种直觉让我把那天的感受保留给自己，不要在文章里暴露出来，哪怕只是以间接的方式。后来，还是在那一年，我开始写一部长篇虚构作品，故事被设定发生在中非的一个国家。写到一定时候，我把自己在阿根廷的感受，甚至包括胡胡伊丛林里孤绝的警哨，都转移到了我的中非故事里。写完的时候，胡胡伊带来的不快从我的意识里消失了；我把它忘掉了；尽管这个事件标志着我在阿根廷五年间歇旅行的结束，尽管此后十五年间我再也没有去过阿根廷，在我对阿根廷的记忆里并没有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
在恐怖之中再也辨识不出什么模式。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游击队员、工会成员或是这个国家寥寥无几的知识分子。任何人都可能被选中。酷刑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工人如果太不走运，在公寓里撞见搜捕，也有可能被带走，关上几个小时，和其他人一起被折磨——整个过程已经完全自动化了：紧绷的眼罩，眼窝里深陷的双眼，头罩，拷打，而电击留下的灼痕要十八天才会消失；然后被扔在猎鹰的座位底下，不知被运往何处，释放时还要经受变态的折磨：“我们要把你送去坟场……现在，数到一百再取下眼罩。”
但是，就像局部麻醉的效果消失后，下巴的感觉会恢复一样，过了十年，那部非洲小说<a id="noteBack_20" href="#note_20">[20]</a>自动脱离了我的记忆，我再也不能确切地记起书中所记述的细节——以前我可以背诵出来——在胡胡伊度过的那一天重又回到我的记忆里。没有了那一天所带来的震惊，还有那种让我一直保持镇定的失常的时间感，再想起当时我竟然如此接近那场肮脏的脏战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数千男女在那个时期被处决。酷刑就是家常便饭，它就在那个年轻警察散发笑意的眼睛里。幸好我的非洲小烟斗在年长的警察脑子里唤起了一丝怀疑。那一年年底，在我深深地沉浸在我的中非小说之际，我戒了烟，把那只烟斗和所有其他的烟斗都收了起来。
就在薪酬像罪恶一样被抑制的同时，阿根廷的银行家－圣人们也在创造自己的通胀神话。他们为比索储蓄提供百分之八的月息或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的年息，立刻让许多阿根廷好公民又恢复了信心。多年来，这些阿根廷人一直在祈求比索的水能变成美元的酒。恐怖发生的最初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非常繁荣；有人一夜暴富；阿根廷似乎又恢复了本来的模样。但现在，即使年息是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恐怖也离得太近了。
我从不认为阿根廷游击队有足够正当的动机。有些游击队员是左翼，有些是庇隆主义者，鼓吹迎回腐败而衰老的庇隆；有些想要庇隆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反美主义的混合体，但是不要庇隆。有些我认为完全没有理想；有些则纯粹是黑帮。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去阿根廷时，他们对我而言是一种神秘。他们是受过教育、有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也许是世纪初欧洲移民大潮以及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第一代完整地受过教育并有社会地位的阿根廷人。然而他们刚刚开始获得特权，就——在我看来——试图颠覆自己的世界。是什么在驱动他们走向他们的事业？其中应该有模仿的因素，还有不想在六十年代的政治潮流中落伍的愿望。“他们想在这里把美国学生的口号变成现实”——一个女人在一九七二年这样对我说，她的侄子参加游击队，被警察杀死了：与他想要追上的美国学生相比，这个年轻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更加严肃。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女人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是这样下定决心的：“没有成为游击队员，我感到羞愧。”
一开始，在庇隆复辟带来了混乱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之后，杀戮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的。据说战争就是战争；游击队——他们现在就像私人军队，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必须被连根拔除；经历庇隆统治时期的放纵和腐败之后，工会及其领袖必须受到训诫。（工会成员再也不能免费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欧洲旅游。这些招摇的外省大男子主义者要求机组成员对他们特殊关照：每个人都在晚餐后拿上一摞漫画书和摄影小说，充当漫长夜航的消遣读物，用戴戒指的手指在舌头上沾上口水翻书。）另一个更为得体的阿根廷将会被创造出来；这个国家（就好像“国家”是一种经济的抽象体，是某种能够与这里的全体居民分割开来的东西）将会再次出发。
另一个因素是阿根廷人看待革命的旧观念，他们认为革命远不只是动荡与混乱，而总是意味着可以终结一个政治烂摊子，从头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漫画家萨伯特是这样说的：“每当一个总统被废黜，他们都会升国旗，唱国歌。”英文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的编辑罗伯特·考克斯说：“一有政变，每个人都会很兴奋，第二天早晨走路的时候，脚下如有春风。”
除了坐在猎鹰里的人，所有人的风格都被夺走了。游击队仍在作战，但报纸被禁止刊登与他们有关的任何报道。报纸只能刊登重复乏味的官方公报，死了多少人，而且通常只能是内页的小豆腐块，就好像这些与其他新闻无关似的：某地，某时，何种情形，多少颠覆分子被杀死，多少男人，多少女人。这些公报被认为只披露了部分真相：有太多人失踪了。
在一位意大利血统的电影制片人看来，这种对革命的看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以及血腥的独立战争时。他并不认为这很可笑：他认为其中蕴含了“阿根廷关于血的神秘理念”。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些大词，但在这个国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这种说法多少可以解释阿根廷人对于酷刑的迷恋。
在阿根廷，风格是一件要紧的事情；漫长的游击战，尽管有真实的血和真实的酷刑，总有大男子主义和公共剧场的元素。从前，警察会带着上膛的机枪在繁忙的交叉路口附近值守；夜里，士兵穿着长筒军靴、头戴钢盔，带着阿尔萨斯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购物街上巡逻；偶尔会有反游击队的摩托旅出现，这是一种戏剧化的夸耀。那些日子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私密的战争，一方是游击队，另一方是军队和警察。而现在，战争已经波及每一个人；公共剧场变成了公共恐怖。
动身前往阿根廷之前，我收到过关于酷刑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资料。但我在阿根廷见到的一些人并不像他们自己宣扬的那样狂热；有些人似乎对我如此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惊讶。一位年轻的托派律师用一种“事情不过如此”的态度说：“在这里酷刑相当重要。”他留意到我认为他的口吻太随便时，有一点恼怒，像大人厌烦地鼓励不听话的小孩那样对我说：“只有工人成立政府，布尔乔亚倒台，酷刑才会消失。”一位庇隆主义工会领袖坐在一间设施完备的办公室里，用他闻名遐迩的柔和而理性的口吻说：“一个没有酷刑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酷刑将会继续，但是分为好的酷刑和坏的酷刑。坏的酷刑是人民的敌人实施的；好的酷刑则是当惩罚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将从人民的保护者那里得到的东西。
官方终于明白了沉默的戏剧效应。沉默是恐怖的组成部分，那种要让人感到恐怖的恐怖。
这是一九七二年，几乎每个人都是庇隆主义者，而人民在怒斥军方的坏的酷刑，并对他们所期待的、庇隆回归后的好的酷刑保持着沉默。
几周之前，在图库曼北部城市的主广场上，他们就站在那儿旁观：猎鹰停在政府总部半环形的车道上，总部大厦是一座华丽的石头建筑，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别墅，但是在阳台上和整洁的亚热带花园里，有架着机枪的印第安士兵：最后我终于瞥见了制服、握手和敬礼，直到身着便装的人——他们就像演员，在扮演去打猎的贵族，只是在他们的名牌（或冒牌）大衣下藏着机枪——走下宽阔的阶梯，走进小汽车，不开警报器，慢慢地驶离了那里。
罗伯特·考克斯说：“你可能会被愚弄。你可以为某个人发起一场运动，据说这个人是警察制造的无辜受害者。然后在他的墓旁，这个犯下种种暴力罪行的人将会得到极大的赞颂。”
在阿根廷，杀人汽车——官方枪手乘坐的用以做事的车——的牌子是福特猎鹰。猎鹰在阿根廷生产，是一款结实的小车，外形普通，有数千辆在路上行驶。但杀人猎鹰很容易识别，它们没有车牌。这些车，还有坐在车里、身着便装的人，招摇过市；人们有时会站在那里旁观。
即使存在着模仿的因素，阿根廷关于游击队的观念与巴黎和美国的学生戏剧也少有共同之处。如果说，阿根廷的革命也许并没有绝对地容纳神秘的血的理念，其中也蕴含了这样一个理念：对站错队的人应该进行身体上的惩罚。高尚的政治原则遭遇到这种更为简单的理念，它表达的是个人的义愤，个人的不和，血的世仇：首先要否定他人的理想，然后再否定他的人性。
一九七七年三月
在一八八〇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或许还有暴露的阴沟和未经铺砌的街道。当时的人口是三十万。到了一九一五年，也就是“沙漠征服”之后，其时大草原印第安人已被灭绝，他们广阔的领土被抢夺，欧洲的移民大潮也已结束，这座城市的人口达到了一百五十万；美好时代的巴黎城已经建成，建筑师和工程师的名字被篆刻在石头上，或是被铸成金属字镶嵌在高大门廊的一侧。那时的优雅街景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仅仅过了三十年，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庇隆的革命开始了；又过了二十五年，游击队出现了。
5恐怖
到了一九七七年，游击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在这座有着多年疏于管理迹象的城市里，我去找里卡多讨论那场运动。里卡多曾经是一个同情游击队的人。
作为民众领袖，庇隆自己身上展现出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弱点。我们必须看一看他——这个所有大男子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没有后代，据说没有性能力）——所指示的方向：他指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指向那些高级妓院。它们的百叶窗淫秽地闭合着，适切地矗立在墓地背后。
他住在市中心的一座公寓里，那片破败的街区建于一九一四年之前。公寓的风格属于那个年代，仆人有专用的门道，住在狭小的蜗居里。前面的房间是浅色的，后面的房间颜色非常深。里卡多没有仆人。他像一个在老公寓里宿营的人。一层层的涂料让天花板、框缘和壁脚板的细部变得很粗糙。
发生了种族灭绝之后，我们的地球有相当一部分被变成了荒原。阿根廷如此富饶，人烟如此稀少，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了两千三百万人口，其失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谜。像马里亚诺·格隆多纳这样的评论家把混乱的状态分解开，把他们自己与“阶段”关联起来；通过谈论阿根廷的法国式历史，他们将会设法在种种不理性的行为和无足轻重的事件中寻找意义。但政治关涉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契约。一个国家的政治只能是其人伦理念的延伸。
他四十出头，通过上学这个途径跻身中产阶级。他似乎仍为这个国家近来的历史所困扰，并且至今没有稳定的职业。他和游击队员是同一代人，事实上，他的母校曾经出过一些更重要的游击队员。他知道他们，并不熟识：那时他十五岁，他们十七岁。
走出电影院，经过排队等候看电影的长长队伍，看到拥挤的咖啡厅和酒吧的灯光，还有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座亦步亦趋的、陌异的大都市。我感觉到了这些看上去如此健全的移民身上的欠缺和堕落，并且开始领悟和恐惧他们的暴力，他们农夫式的残忍，他们对魔法的信仰，还有他们对于死亡的迷恋——报纸每天都在用被谋杀者的照片赞扬这种迷恋，这些死者躺在棺材里，通常是游击队的受害者。
那所学校叫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学院，非常有名；里卡多说，那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学校是耶稣会会士在十八世纪创办的，在他们被逐出西班牙帝国之前，一直由他们在管理。“现代阿根廷创立的时候，一个法国人根据当时法国百科全书派<a id="noteBack_21" href="#note_21">[21]</a>的教育理念重组了学校。”一九六六年，里卡多在学校里游完泳，听到一些高年级男生在更衣室里唱“法西斯的赞歌，墨索里尼的赞歌。”“他们对待这件事情相当认真。”其时正值军方又一次接管政权：在庇隆革命带来了民粹主义和经济乱局之后，阿根廷内在的、反复发生的冲突仍在继续。
而在我这个外来者看来，悲剧在别处，在显然无目的的轻举妄动之中。作家或导演没有暗示主角与他人有情感关系，也没有对此加以评论：就好像在大男子主义者的社会里，人们已经忘记了人与人可以有更深一层的关系。那位大男子主义者去世后，他的一个女人做了一个梦：在褪色的色调中，大男子主义者身着漂亮的男子汉服饰，慢慢从坟墓里升起，用他的双臂托起她，和她一起飞过一间卧室的窗户，把她放在床上。在这样一幕恋尸癖幻想中影片结束了，观众泪流满面。
里卡多开始明白，他将在阿根廷进行一场战斗。另外一件事情也对他进行了政治教育。“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阿根廷有一场叫‘天主教行动’的运动。那是教会内的一个军事组织。有两个‘天主教行动’的神父是我们学校的顾问。他们住在距学校仅两个街区的地方。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就是受了这两个神父的影响才发起的。其中一个被称为穆希卡神父。几年后，在一九七四年，他被泛军事力量杀死了。”
漫画家萨伯特在一些类似格罗希的画作中，提示了大男子主义这种病态的、半阉割的本质。前几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了一部新电影，大获成功。《心碎的探戈》，以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a id="noteBack_17" href="#note_17">[17]</a>的小说为蓝本，由阿根廷最著名的导演拍摄。这部电影笨拙、表演过度、也未经打磨，讲述了小镇上一个身患结核病的大男子主义者的生与死。这似乎是一部漫无目的的片子，只是真实生活的编年记录，导演没有赋予其以结构。但阿根廷的观众却为之潸然泪下：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的悲剧在于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注定到来的死亡，可怜的男孩来自卑微的家庭，只能通过艰难的方式、用自己的英俊相貌征服女性。
我说：“我在一九七二年遇见过穆希卡。我不知道他那么重要，还以为他是非常虚荣的人。”
常规的性行为很容易用钱买到，对大男子主义者而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鸡奸一个女人，他的征服才算完成。女人可以对此加以拒绝；这也正是妓院游戏的目的所在，那种毫无热情的拉丁冒险始于对“amor”（爱）的谈论。La tuve en el culo，我搞了她的屁眼：这是大男子主义者向他的圈子宣告胜利或否认被抛弃的方式。当代性学家通常认为鸡奸并非反常。但在阿根廷以及其他拉美国家，鸡奸女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教会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罪孽，妓女则视其为一种恐怖。把妓女拒绝的东西强加给她，同时又知道这是一种黑暗的性方式，阿根廷的大男子主义者——主要是那些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农夫后代——是在有意识地让他的牺牲品名誉扫地。于是这些被贬损的人转向大男子主义，进一步贬损自己，甚至用拙劣的模仿取代了性。
里卡多说：“虚荣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班牙语里有一个词soberbia，确切的意思不是‘自豪’，更接近‘傲慢’的意思。穆希卡就有这样的soberbia。他来自一个旧式阿根廷家庭。谁都知道这个，而且他确实住在好地段。但有时傲慢与羞耻是两兄弟，或者说傲慢与负疚。许多参加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场运动的人都有一种负疚感：他们对之感到负疚的，是他们的家族在某种版本的阿根廷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候，这种历史观非常流行。”
大男子主义已经被制度化；有一个庞大的性产业在为这个制度服务。到处都有妓院，日夜不息。在泛美公路<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沿线排列着硕大的新建筑，霓虹灯以及艳丽的观感已经道出了它们的用途。在市中心雷科莱塔国家公墓<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埋葬杰出人物的地方——后面，有一条大街上到处是高级妓院。这些妓院按小时计费。在这样的地方，昏暗的门厅里也许会有一盏红色的聚光灯，照射在一座粗糙的青铜色妇女半身雕塑上：阿根廷的低劣艺术。每个女学生都知道妓院；她从小就明白，也许有一天她必须到那里去找寻爱情，在彩灯和镜子中间。
二十岁时，里卡多设法离开阿根廷去国外旅行了几个月。
大男子主义无法造就出色的男人，因为每一个男人都被认定应该成为大男子主义者。性征服是他们的责任，与激情甚或吸引几乎没有关系；征服也并非是通过阳刚之气或任何特殊的才能实现的。在一个被掠夺的理念彻底主宰的社会里，从最富的人到最穷的人，大男子主义者的吸引力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性的。服饰反映的是大男子主义者的财富或“阶级”，是一种重要的性信号。钱包也同样如此。大男子主义者的钥匙是财产的象征，必须展示出来。这样的象征很粗鄙，但这个社会本身就不精致。一个巴士司机，一个不足道的大男子主义者，他把两把钥匙挂在右臀的皮带上；一个“经理人”的钥匙用很重的金属环挂在皮带上，右臀几乎被金属包了起来。金钱成就大男子主义者。大男子主义要求并且强制广大女性进行非职业的卖淫；这是一个自己朝着自己呕吐的社会。
“我离开了这个国家，在一艘货船上工作，找冒险，找麻烦，想要形成自己的个性。”一九七〇年五月，他到了巴黎。刚到那天傍晚，他出去散步，撞见了一场骚乱。“那些人在庆祝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运动，一边是骚乱者，另一边是警察。那样的情形让我非常惊讶。”这让他对自己在阿根廷的愤怒、挫败感以及被动性有了更多的意识。不久后他在报纸上读到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绑架（随后又谋杀）前总统阿兰布鲁的消息。阿兰布鲁就是废黜庇隆的那位阿根廷将军，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担任总统。
被贬损到如此程度的人只剩下了对大男子主义的讲求。有球场或赛道上的大男子主义，也有简单打扮上的大男子主义：比如骑摩托车的警察，戴着墨镜和手套，在风驰电掣间和警笛声中挥着手，为官员的车辆开道。但大男子主义的实质其实是对女性的征服和羞辱，在这个贫瘠的社会里，这意味着简单的人让更简单的人成为牺牲品。阿根廷女性没有受过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被抚养长大，要么早婚，要么做家务。绝大多数女性没有钱，也没有挣钱的途径。她们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她们也接受自己牺牲品的角色。
回到阿根廷的他发生了很大改变。军方仍在掌权，而他准备好了站到游击队一边。
两年前，我对阿根廷还不了解，一位学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交通高峰时间告诉我：“你会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发达国家。”那时要理解他的反讽和苦涩并不容易。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这样一座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都市，要理解它是一座几乎完全舶来的新城市，要理解它的大都市生活只是幻觉、是殖民地的模仿，要理解它寄生于其他国家、自身非常贫乏，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这座庞大城市兴建时的意图是为内陆服务，整个地被置放于大陆的边缘。其规模不是由其自身的需求决定的，也没有反映其自身的卓越。布宜诺斯艾利斯出于其兴建时的本质，从来都无须成为一个卓越的城市：而这从来都是它的魅力之一。在舶来的大都市里，存在着一个发达社会的结构。但人们的角色常常显得像是模仿来的。在阿根廷，有那么多的词汇越来越没有意义：将军、艺术家、记者、历史学家、教授、大学、导演、经理人、工业家、贵族、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有那么多词汇需要加上引号。要想真实地写出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困难；要想用小说的形式准确地描绘它，也许是不可能的。
游击队想要什么？
阿根廷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主义社会，一个简单的殖民社会，是在帝国主义最为贪婪和堕落的时期创立的。它允诺安逸，以此来吸引人，它不提供其他的理想，也不提供新的人伦理念；它贬损和败坏了被它吸引来的这些人。新西兰同样也是殖民地，同样有着从土著手中夺取土地的历史，但其创立于帝国主义更早期，所遵循的原则也有所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不同于阿根廷的历史。它为世界做出了一些贡献；它只有三百万人口，而阿根廷有两千三百万人口，但新西兰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却更多。
我的问题似乎让他很惊讶，他说：“消灭军队。像我们这样的边缘国家非常清晰地接收到了北半球发出的思想信号。那个词就是‘解放’。古巴是眼前的例子。智利的解放正在进行中，阿连德<a id="noteBack_22" href="#note_22">[22]</a>领导下的智利。越南也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