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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九日。
否则,如此“国学”,虽不艰深,却是恶作,真是“一读之欲呕”,再读之必呕矣。
“一是之学说”
“以震其艰深也”的“震”字,从国学的门外汉看来也不通,但也许是为手民所误的,因为排字印报也是新学,或者也不免要“以震其艰深”。
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
领教。我先前只以为“钩辀格磔”是古人用他来形容鹧鸪的啼声,并无别的深意思;亏得这《文字感想》,才明白这是怪鹧鸪啼得“艰深”了,以此责备他的。但无论如何,“艰深”却不能令人“欲呕”,闻鹧鸪啼而呕者,世固无之,即以文章论,“粤若稽古”,注释纷纭,“绎即东雍”,圈点不断,这总该可以算是艰深的了,可是也从未听说,有人因此反胃。呕吐的原因决不在乎别人文章的“艰深”,是在乎自己的身体里的,大约因为“国学”积蓄得太多,笔不及写,所以涌出来了罢。
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相。记者又在论前介绍说,“泾阳吴宓君美国哈佛大学硕士现为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君既精通西方文学得其神髓而国学复涵养甚深近主撰学衡杂志以提倡实学为任时论崇之”。
“新学家薄国学为不足道故为钩辀格磔之文以震其艰深也一读之欲呕再读之昏昏睡去矣”
但这篇大文的内容是很简单的。说大意,就是新文化本也可以提倡的,但提倡者“当思以博大之眼光。宽宏之态度。肆力学术。深窥精研。观其全体。而贯通澈悟。然后平情衡理。执中驭物。造成一是之学说。融合中西之精华。以为一国一时之用。”而可恨“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之多。”便忽而声势浩大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理有固然。”于是“近顷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评之书报渐多”了。这就谓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然而“又所谓反应者非反抗之谓……读者幸勿因吾论列于此。而遂疑其为不赞成新文化者”云。
《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
反应的书报一共举了七种,大体上都是“执中驭物”,宣传“正轨”的新文化的。现在我也来绍介一回:一《民心周报》,二《经世报》,三《亚洲学术杂志》,四《史地学报》,五《文哲学报》,六《学衡》,七《湘君》。
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
此外便是吴君对于这七种书报的“平情衡理”的批评(?)了。例如《民心周报》,“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至于《湘君》之用白话及标点,却又别有道理,那是“《学衡》本事理之真。故拒斥粗劣白话及英文标点。《湘君》求文艺之美。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的。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
“以震其艰深”
但最“贯通澈悟”的是拉《经世报》来做“反应”,当《经世报》出版的时候,还没有“万恶孝为先”的谣言,而他们却早已发过许多崇圣的高论,可惜现在从日报变了月刊,实在有些萎缩现象了。至于“其于君臣之伦。另下新解”,“《亚洲学术杂志》议其牵强附会。必以君为帝王”,实在并不错,这才可以算得“新文化之反应”,而吴君又以为“则过矣”,那可是自己“则过矣”了。因为时代的关系,那时的君,当然是帝王而不是大总统。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
四月十二日。
此外还有一个太没见识处,就是遗漏了《长青》,《红》,《快活》,《礼拜六》等近顷风起云涌的书报,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而且说“通妥白话”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十一月三日。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不懂的音译
他说:“那里那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
一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这伙计的肩头说: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