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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得连暝不复曙，
或许中国之能吸收河南犹太种人，端赖于家族制度之作用。现在河南的犹太种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国，他们的传统的不食猪肉之习惯，已成过去。犹太人之民族意识，早经埋没于维系着家族组织之中国人的较大民族意识中，结果在人种变化的园地上获得一伟大的新收获。至于种族意识比犹人为弱，自尊观念比犹人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国疆域，土著的汉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优势，其理固甚明显。故不问政治上之变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国的家族制度将永远结合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
弹去乌臼鸟。
另一巩固中国社会机构的文化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考试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雏形则脱胎于汉代之选举制度。中国俗谚有云“将相本无种”，实即为考试制度之基本原理。自夫魏晋以后（3—4世纪），选举监督权的变更，演成一种新的制度，设立所谓“九品中正”，专司评定当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准，各级中正系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为官吏，多接近豪门世族，评议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权势之家而失选举之实，致当时有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于是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故晋代曾产生特殊之贵族阶级。
打杀长鸣鸡，
唐代确立之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其内容虽不免经下代屡屡更改，制度本身则延至一九〇五年寿终正寝，一直维持仕途上开放之门户，使人人得由贫贱进取功名。不过科举制度在性质上不免近于机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适宜于选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视为知识考试。此种制度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向城市移入，借以补充上层阶级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吾人概观千数百年来之史迹，深信此种考试制度对于统治阶级之品质上定已发生汰劣过优之效用，故能维护社会之巩固机体。
读曲歌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则为统治阶级不独来自农村，他们且复归于农村。因为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视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断发生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著名学者之家书及家训里头，随处充溢着这样的理想，不啻描绘出中国“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著者暇时曾随手选出一篇郑板桥致其介弟之家书，内容天真可爱，堪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钟、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作一对比，立可发觉其决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生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钟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粝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的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