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爱米文学网aimiwx.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拿道家神学来解释宇宙之冥想，去老庄时代不久即见之于淮南子（前179—前122），他把哲学混合于鬼神的幻境，记载着种种神话。道家的阴阳二元意识，在战国时代已极流行，不久又扩大其领域，参入古代山东野人之神话，据称曾梦见海外有仙山，高耸云海间，因之秦始皇信以为真，曾遣方士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入海往求长生不老之药。由是此基于幻想的立脚点遂牢不可破，而一直到如今，道教以一种神教的姿态在民间获得稳固之地位。尤其是唐代，道教曾经长时期被当做国教，因为唐代皇裔的姓氏适与老子同为“李”字。当魏晋之际，道教蔚成一时之风，其势力骎骎乎驾孔教而上之。此道教之流行，又与第一次中国文学浪漫运动有联系的关系，并为对待经汉儒改制的孔教礼义之反动。有一位著名诗人曾把儒者拘拘于狭隘的仁义之道譬之于虮虱爬行裤缝之间。人的天性盖已对孔教的节制和他的礼仪揭起了革命之旗。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同时，道教本身的范围亦乘机扩展开来，在它的学术之下，又包括了医药、生理学、宇宙学（所谓宇宙学大致是基于阴阳五行之说而用符号来解释的）、符咒、巫术、房中术、星相术，加以天神的秩位政体说以及美妙的神话。在其行政方面，则有法师大掌教制度——凡属构成通行而稳定的宗教所需之一切行头，无不应有尽有。它又很照顾中国的运动家，因为它还包括拳术之操练。而巫术与拳术联结之结果，产生汉末的黄巾之乱。尤要者，它贡献一种锻炼养生法，主要方法为深呼吸，所谓吐纳丹田之气，据称久炼成功，可以跨鹤升天而享长生之乐。道教中最紧要而有用之字，要算是一“气”字，但这气字未知是空气之气，还是嘘气之气，抑或是代表精神之气？气为非可目睹而至易变化的玄妙的东西，它的用途可谓包罗万象，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通，上自彗星的光芒，下至拳术深呼吸。以至男女交媾，所可怪者交媾乃被当做追求长生过程中精勤磨炼的技术之一，尤多爱择处女焉。道家学说总而言之是中国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种尝试。
三 中庸之道
五 佛教
但是淳朴是不容易把握的，因为淳朴是伟大人物的美质。中华民族却已成就了这个简纯的理想，不是出于偷逸懒惰，而是出于积极的崇拜淳朴，或即为“普通感性之信仰”。然则其成就之道何在？下面即有以讨论及之。
佛教为输入中国而构成中国人民思想一部分之主要的异国思想。它的影响之深远，可谓无远弗届，吾人至今称小孩儿的人形玩具或即称小孩自身为小菩萨，至若慈禧太后也称为“老佛爷”。大慈大悲观世音与阿弥陀佛成为家喻户晓之口头语。佛教影响及与吾人之语言，及与吾人之饮食，及与吾人之绘画雕刻。浮屠之兴建，尤为完全直接受佛教之感动，它刺激了吾们的文学和整个思想界。光头灰氅，形貌与和尚无辨的人物，构成吾国社会的内层，佛教的寺院超过孔庙之数量，且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较长者常会聚于此以断一村之公事，并举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会。和尚及尼姑都能出入人家参与琐碎家务，如婚丧喜庆，非僧尼固不容顾问者，故小说上往往描写寡妇之失节，处女之被诱奸时，常非请此等宗教人物从中牵线不可。
中国式的屋顶指示出快乐的要素第一存在于家庭。的确，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人文主义好比是个家庭主妇，宗教好比女修道士，自然主义好比卖淫的娼妓，三者之中，主妇最为普通，最为淳朴，而最能满足人类，这是三种生活方式。
佛教在中国民间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国家，所以救济人类理性之穷。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以前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广布圣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两处已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员如段祺瑞、戴季陶辈。而且庄严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诺拉·葛多呼多者，曾为广东政府之贵宾，他竟公开夸耀：力能施展法术解除敌军施放之毒气，俾保护市民，而他的高明的星相学与巫术却着着实实影响某一军事领袖，使他掉转了炮口。其实倘使中国果能彻底整饬军备以抗御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之大，现在外族既不断压迫，中国之公理至此而穷，故他们转而乞灵于宗教。因为中国政治不能复兴中国，他们乃热望阿弥陀佛加以援手。
但孔教的普通感性固轻蔑着超自然主义，认为都是不可知的领域，直不屑一顾，一面却竭力主张于心的制胜自然，更否定放纵于自然的生活方式或自然主义。这个态度，孟子所表现着最为明晰，孔门学说对于人在自然界所处地位的概念是：“天地人为宇宙之三才。”这个区别，仿佛巴比伦之三重区别，超自然主义、人文主义、自然主义。天界的现象，包括星、云和其他不可知的力，西方的逻辑哲学家把它归纳为“上帝之行动”。而地球的现象，则包括山川和其他种种力，希腊神话中归诸于第弥脱女神（Demeter）者。其次为人，介乎二者之间，占领重要的地位。人知道他自己在宇宙机构间之归属，因而颇自傲其地位之意。有如中国式的屋顶而非如哥特（Goth）式的尖塔，他的精神不是耸峙天际，却是披覆于地面。他的最大成功是在此尘世生活上能达到和谐而快乐的程度。
佛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种性质征服了中国。它的哲学的性质所以适应于学者，它的宗教的性质所以适应于民间。似孔子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此外，应是它的运气好，佛经的译文具有高尚的学者风格，语句简洁，说理透辟，安得不感动学者而成为哲学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国学术界占领优势，基督教固至今未能与之颉颃也。
此等悲观的一瞬，感触中国人的心，同样也感触西方人的心，但是两方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著者从前为一基督教徒而现在为拜偶像者，依著者鄙见，宗教虽只安排着一个现存的回答，笼统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使心灵安定下来，她确也很能从意识中消除这个人生的莫测深渊之神秘与伤心刻骨的悲哀。这种悲哀的情绪就是我们所谓的“诗”。基督教的乐观主义毁灭了一切“诗”。一个拜偶像者，他没有现成的答复，他的神秘感觉是永远如爝火之不熄，他的渴望保护永远不得回复，也永远不能回复，于是势必驱入一种泛神论的诗境。实际上，诗在中国的人生过程中，代替了宗教所负神感与生活情感的任务，吾们在讨论中国的诗的时候，将加以解释。西方人不惯于泛神的放纵于自然的方式，宗教是天然的救济。但在非基督徒看来宗教好像基于一种恐惧，好像恐怕诗和拟想还不够在人情上满足现世的人生，好像恐惧丹麦的海滨森林和地中海沙滩的力和美还不够安慰人的灵魂，因是超凡的神是必需的了。
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佛教之传入，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勃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之下，兴起数种新的孔教学派，称为“理学”。由于他们的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着重于道德问题，不过将种种新名词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那时热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头；《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经深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性，重归于孔教。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
第三，宗教是一种神感，一种生活的情感，亦为一种宇宙的神秘而壮肃宏巍的感觉，生命安全的探索，所以满足人类最深的精神本能。吾们的生命中，时时有悲观的感觉浮上吾们的心头，或则当我们丧失了所爱者，或则久病初愈，或当新寒的秋晨，每目睹风吹落叶，凄惨欲绝，一种死与空虚的感觉笼罩了我们的心坎，那时我们的生命已超越了我们的认识，我们从这眼前的世界望到广漠的未来。
同样强大的是它所影响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苏东坡之辈，他们虽立于与理学家对抗的地位，但也颇以游戏三昧的姿态，用他们自己的轻松而爱美的笔调，玩玩佛学。苏东坡常自号曰“居士”，这两个字的意义为：一个孔教学者幽栖于佛学门下而非真为和尚者。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容许一个佛教徒过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杀而已。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做佛印。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其彻悟的程度之差。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
第二，宗教为道德行为之裁定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基督教的观点差异得非常之大，人文主义者的伦理观念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非以“神”为中心的伦理，在西方人想来，人与人之间，苟非有上帝观念之存在，而能维系道德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人方面，也同样的诧异，人与人何以不能保持合礼的行为，何为必须顾念到间接的第三者关系上始能遵守合礼的行动呢？那好像很容易明了，人应该尽力为善，理由极简单，就只为那是合乎人格的行为。著者尝默忖久之，设非圣保罗神学之庇荫，今日欧洲之伦理观念，不知将又是怎样一副面目。我想势必同化于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圣保罗神学带来了希伯来的罪恶意识，这个意识笼罩了整个基督教的伦理园地，使一般人感觉，除了皈依宗教，即无法拔除罪恶，恰如赎罪之道所垂示者。因此之故，欧洲伦理观念而欲与宗教分离，这种奇异意识似从未一现于人民的心坎。
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这种宗教之流行而发达，固非怪事。一个学者出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进吾人对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种程度的了解。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出自他的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爱。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踪。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进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泠十子之冠。清初，庄廷史祸作，陆氏被株连入狱，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庄廷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系狱久之，果得白，逐践宿诺出家。由此看来佛教乃为生死关头不自觉的现形，是一种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出于同一意味。明代有许多美丽而才干之女子，因时局之不幸的变迁，丧失其爱人，因遂立誓出家。清世祖顺治之出家，其动机与此有同一之意味。
第一，宗教为一个教士策术的综合体。包括她的信条，她的教皇权的嗣续，异迹的支助，专利的出卖赦罪，她的慈善救济事业，她的天堂与地狱说。宗教因是而利于流行，普及于各种民族，连中国在内。在人类文化的某程度上，宗教这样也可算满足了人心的需求了。因为人民需要这一套宗教精神，于是道教与佛教出而应市于中国，盖孔教学说，不欲供给此等物料也。
但是除了此种消极的向人生抗议，尚有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民间已具有类乎福音的潜势力，大慈大悲即为其福音。它的深入民间最活跃最直接的影响为轮回转生之说。佛教哲学并未教中国人以厚遇禽兽，但很普遍的约制牛肉之消费。中国固有的中庸之道，颇似鼓励人民消费猪肉，认为这是不得已的罪过，其理由为猪猡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远较牛马为小。但是中国人的先天的觉性上，总感觉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萨之意旨的。当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灾，汉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谓之断屠，所以向河神赎罪。而且这个手续是很通行的，一遇水旱灾荒，随处都会实行起来。茹素忌荤，难于以生物学的见地来辩护，因为人类是生而为肉食的；但是他可以从仁爱的立场上来辩护，孟子曾感觉到这种行为的残忍，但却舍不得完全摒弃肉食，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遂宣布了一个原则，说“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理由是一人未经目睹庖厨中宰杀的残忍行为，就算孔教哲学的良心借以宽解下来了。这个食物困难的解决方法，即是中庸之道的典型。许多中国老太太颇有意于巴结菩萨，却是舍不得肉食，便在另一个方式下应用中庸之道，那便是间续的有定期的吃蔬斋，斋期自一日至三年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