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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如同透明密封罐，十分安静。有人在低声询问方向。没有血迹，没有捂着脑袋的人或者轮椅，人们并不互相搀扶照看。他明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这里的人没有身体损伤，他们的损伤不能直接看见，藏在某些更深的地方。
我跟同学去了一个废弃工地玩儿，儿子低声说，怕妈妈说我，不敢回来了。
第一次去医院无功而返。教授在医院大厅被吓了回来。这里缺少普通医院那种急冲冲的拥挤和近乎欢快的嘈杂。在普通医院里，人们总是在聊与带他们来到医院的这十分具体的身体正在经受的痛苦无关的话题，谈人多、排队、挂号的难度、医生的声誉、对方家里的孩子。那些谈话，那些排队中的左冲右撞，像没头苍蝇一般的乱闯、奔跑和推搡，咨询台的敷衍，保安的高傲，时不时爆发的小争吵，有种热烈焦躁的气息。
儿子走上来，要靠近她，她抓住又放开他的手，坐下，再站起来。他以为她要扇儿子一巴掌。但没有，她扭过头走去厨房。很快传来水壶烧开的声音。她神思恍惚拎着热水壶到阳台上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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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饿了，爸爸，儿子说。
她没有问他究竟是什么感觉。他本来准备好要告诉她那些新生的蚂蚁的啮咬，告诉她他如何试过止疼片和镇静剂而最终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失望让他独自哭了一会儿。他也想告诉她分床睡二十五年后，他现在渴望她衰老的身体，她睡在大约十五米之外的卧室，他的房间在书房和厨房之间，每夜爬满蚁群。
他当时以为她是过于疲累和焦急，是责怪孩子，是高度紧张连续几个小时后精力不济。现在他意识到，她可能以为孩子已经真的走失或被拐卖，儿子再次出现令她失望，或者正是儿子的再次出现让她幻想儿子若是丢失就好了。
但欧文每天得遛三次，早晨、中午、下午。她没办法在医院待上半天。他可以请研究生或者院办的小丁陪他去。
不过当晚她很快就给儿子换上干净衣服、煮粥、热牛奶，又开始模仿一名像样的母亲，就像她在刚结婚的那些年中模仿一名像样的妻子，重视家庭和家务、管教个人卫生和头皮屑、学打毛衣、捉奸、关心丈夫的去向。那时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其他的范本，没有谁敢于说出自己对不忠毫不在乎，而有多少女人为了不显得愚蠢轻信、为了不软弱，不得不去管理，控制，对峙，演出戏剧性的鱼死网破，把生活过成唯一一种正确的戏剧。三十岁以来，她一直想离开家庭，离开他。方式是等待他离开。大概他总会想要彻底离开家庭的，遇到某个不可抗拒的女人，爱上谁或被谁缠住，执着地想走，或不得不走，或者犯一个可怕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让她可以轻松地说服其他人这种日子她没法再过下去。这种笃信是她能忍受他的原因。到后来，是否离婚不再重要，她送走儿子，生机勃勃。
那你应该去医院看看。她给出不嘲弄也不委婉的冷静判决。
英勇的女人走上她自己的道路，饲养他像饲养房客，教养再送走儿子像偿付历史债务。教授想起他一切风流韵事的开端，理疗师当时毫不费力地便让他了解到生活还能有多少秘境和层次，成为他心目中真正性爱的开始。她和他谈话时往往也在剪纸，而从最初给他做理疗时到后来在旅馆的床上时，她总同时在看调成静音的电视。她的兴趣在其他地方。原来他始终迷恋这种女人，笃定、残忍、决绝，以男人通常会忽略的方式自由着，以放弃的方式在家庭之中独身。男人多么盲目，男人以为自由意味着跳水、狂奔、种种表演性的大张旗鼓，可是在男人盯着自己双脚周围的一切时，她们早就轻轻走开。他那种意图要抓住剩下的时间来回馈和忏悔的冲动则只是双脚周围的一切教给他的另一种未经反思的表演练习。
不可能。教授理智的那部分知道另一部分的异动。他能感觉到是理性而不是思想以恒定而不可控的速度离他而去，三个月后或许他就只能说出碎裂的语句和不堪的狂想。
她们放弃那些通常被认为值得拥有的东西，根本不考虑勇气或者代价的问题。对于她们放弃不是交易，而是一种使命，值得感恩的机会。让人惊叹的女人与永恒和无限联姻，而男人躺在迷人芳香的沼泽中贪恋地呼吸身边的香气，抓住周围泥水中漂浮的一把又一把植物的腐根和残渣，在沼泽里自以为是地游泳。世人说得不对。实际是男人的身体和灵魂总待在一起，他却以为是她们想要稳定而他想要漂泊，他擅于穿透地球的固体硬壳的眼睛没有看到许许多多脚踏大地的幽灵，身不动人已远。她们是骑士、英雄、幻想家、天文学家，他是灰溜溜的务实者，长于勘探，把海洋的波浪当作水文学问题，想象力只够适度放弃，总在检讨和回望，设计和犹豫，始终重视证件和政府登记，即使重视方式是千方百计绕过登记程序。男人向来是政府怪物手臂的延伸，即便是其中想要砍掉怪物头颅的那些人也和怪物享有同样一呼一吸的节律。她无意于证件，不需要通过来自一个办事处的盖上红色公章的准许得到自由。
会不会是阿尔茨海默？老年痴呆，失智，不是什么神经性的？她问。
现在她带着惊异的失望站在那里。她或许以为他的发疯是一个终究要离开家的借口（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或许以为此刻他已经被捆绑电击（不过那样医院是否需要通知家属？），或许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能有什么事？当然，若不吃午饭他的血糖指数会摇晃不止）。她不在乎诊断本身（疯与不疯究竟有什么区别？），只在乎他是否将离开家，那是干涉她生活的部分。想必就在这时，他端着已经喝空的保温杯，团了处方扔进医院走廊边上的垃圾桶，健康地，神色如常地走进大厅，像一位下了早班后脱掉白大褂准备回家的医生胜过像病人或家属。看到这一幕的她则终究像家属了，见他健康如常，她就像一名确认亲人精神分裂后看到亲人在医院被绑起来的家属那样又惊讶又安心又伤心又失望，不过她比他们少了痛苦。漫长的期待他离开的年头消磨了她的痛苦，她期待他走远，无论出野外，还是被关押、捆绑、电击，或者是去享受肉体的欢乐。她不抱兴奋地盼望着他离开，就像遛狗时她希望野狗离得远一些。
邻居一家出国照料外孙，扔下欧文，这是一条身材小的老狗，有心脏病，咳嗽，没有力气爬楼梯。夫人给欧文的煮鸡肝饭里拌入心脏病药物胶囊里的碎颗粒，掰开嘴，喂它吃，像哄婴儿睡觉一样安抚它边打喷嚏边发出的低声呜咽，每天三次抱它外出散步，与其他遛狗者结下友谊。她管她们叫狗友。
教授膝盖发软。他注视着她的脸，那张脸不断在变换，她变成二十出头他们初相识时校园少女的模样。她变成怒气中疲劳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四处寻找不忠的丈夫，那时她不是想要占有他，而是粗野、意志坚定地要与他同归于尽，此刻他觉得那个形象极富魅力。她变成那个因儿子归家而失望的女人，要把儿子早早送去寄宿学校的女人，长久加班和频繁出短差的女人，在家中目光越过他傲慢地达到露台上一盆盆绿色的孩子与厨房里的锅碗的女人。他所亏欠她的不是忠诚，而是尊敬，以及对于他在苦涩的生命监牢中时她早已获得自由的嫉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