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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转行时也感到恐惧。并非害怕穷，而是怕如果继续在学界滞留，未来失败后不得不照旧去华尔街工作。倘若那样，不如早去。他怕的始终是数学不行。别人认为他过得不错，但他却认为自己是选择了容易一些的道路，索性放弃了和有才能的人继续竞争下去的压力，从决定转行那一刻开始，就完全是失败者。
周总理，我说。
那两个熟人没有像他那样下坠进入金融业。一个在家炒股，另一个算力强劲，担任美国东南部德扑俱乐部的主席，比赛奖金足以养活自己在家做数学。两个人的理由和生活方式，至少在他们刚刚离开学界，他还能听闻其消息的那几年，按数学家的猜测，应该是类似的：既没有放弃理想，又做了良好的修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人减少生存压力之后，不是一切都会好一些吗？这难道不是和转行上班一样能够保障生活，同时又比上班更多保全了自由，不需要听命于谁，也就保全了数学的可能性？因此数学家认为那是幻想。要自由，还不如去送比萨饼，不占用精力，你可以赚一点钱，同时思考。他用英文说，It'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don't quite care about，人可以去做自己不在乎的事，就像去健身。送比萨饼和健身一样是放松的方式，而炒股和德扑比赛后，你会累，身心俱疲，你需要再去嫖妓或者健身让自己放松下来。之后就没有数学了。
我并不总关注她。连续几个月忙起来，出差多，她妈妈带她去旅行，回外婆家长住，我再见到她时就会有点陌生。有时她显得成熟得很快，有时是自以为成熟的幼稚和刁钻。她经常挑剔食物，每一个阶段都有坚决不肯吃的东西，先后走过不吃猪肉、吃猪肉但不吃牛羊肉、只吃素食和鱼类、只吃素食并且连蛋奶也不吃的阶段，我想这是小姑娘群体中的一种时髦，不同阶段哲学和人生观的变幻体现在对衣服、食物、朋友、明星的选择上。原本她喜欢玩极限冒险类的设施，去年突然开始恐高，说有强迫症，要求去看心理医生，过一阵子又自愈了。
另一件关乎选择的事不是数学家本人的经历，是别人的故事。他说他有两个熟人也离开了数学界，算不上朋友，多年来没有再见面。与他们不同，他自己是向前看的实用主义者，在决定进公司工作的同时就知道不会再回头，即便他同时认为数学是他最大的爱好，并且在做出选择时远非心甘情愿。他总强调，如果当年能找到教职，他就不会转行，他是不得已。当年他已经逐渐认为自己缺乏数学方面的天才，但只要再得到多一点支持，比如有教职摆在面前，他就能够接受自己的局限，继续半生以来的轨道，逃避自己已经认识到的不足。而命运——他说“形势”——不容他回避，非要他正面看到自己的不够格。
去年她在佛蒙特州上夏令营，发现有女孩早餐只吃冷食，例如酸奶加一把葡萄。她说，只吃凉的东西，so cool。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对她来说这相当重要。她说在这些活动中，没有人问她：“为什么穿这么少？”“为什么吃素？”在家里，即使是在她去的双语学校，当她说她不吃猪肉时，老师也问她：“你是回民吗？”
数学家笑了，说，你这个自由主义者。
“不是。”之后老师问：“那为什么不吃？”
W说，比专横更可怕的是在专横中识别出美妙和神奇。你把数学——把专横当作神学。
我告诉她这已经相当尊重她了，换我小时候，老师和家长都会为了你好，逼你吃下肉。
数学家说，但数学逻辑本身也是对更纯粹的世界的发现，有其客观性。
在一次滑雪训练营上，营地提供好几种炸肉饼，有牛肉饼，有用素食材料做的仿肉饼，有不加鸡蛋和奶酪配料的肉饼。回来后女儿对此津津乐道。我想她奶奶会认为这些花样都属于虚妄，小孩需要吃鸡蛋，喝牛奶长高个子，必须吃肉，而且，无论换几种肉饼和几种不同质地的面包，不都是汉堡吗？奶奶会心疼她，一定要做出四种小菜和汤才不算单调。她奶奶还有一种笃信的宗教，就是小孩都爱吃甜的，粥里也要加红糖。我已经学会了不逼她吃肉，但我多少和她奶奶站在同样的立场，需要说服自己特意抱持宽容的态度才能接受她的“饮食偏好”。我太太则像个女圣徒一样捍卫她眼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用素食做成炸肉饼不是虚伪或者无谓的工作量，是尊重人的个体选择。
W说，到某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数学不属于科学门类——数学是专横的，不像物理，数学不是发现关于自然世界运行的法则，而是发展出自身的一套逻辑，就像建筑出平行时空。
我可能没有政治，但我有效率。十二岁的小学女生真的懂什么是饮食偏好吗？她的任性背后有医学的必要性吗？退一步说，有什么她真正的理念或者性格作为基础吗？还是只是突如其来的赶时髦，看了手机上流传的某种科学，或者明星和高年级女生这样做，她不愿承认自己是附庸，就冠之以保护动物的哲学？而如果有饮食偏好，为什么不是自己准备，为什么要影响别人？加重厨师的工作负荷，你们这些支持自由的人就不在乎了吗？要知道权利基于学费，为那些她心血来潮的幼稚的多元选择提供保障的并不是什么尊重差异的社会文化态度，是我们交的钱。太太像看怪物一样看我，非常恼怒，我认为她夸张了她的情绪反应。
退役数学家教了我两件事。一件事关乎概念，一件事关乎选择。关乎概念的事是这样的：他说3+5=8不是数学，那是人的规定；但3+5=5+3是数学，这是发现一种规律。其间的差异我始终没有完全理解，因此给我造成了很深的印象。
“牛肉，鸡肉，还是素食汉堡？”
7. Why？
“素食汉堡。”
上一次见到W和数学家，W刚刚从京都回来，他说在飞机上改文章，只差一点就能全部改完，回来后杂事纷纭又要搁置。本来飞机上时间足够，可惜脊椎反抗他的意志。我怀疑他是因为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延长了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经有过的关于自我所有权的假象。做父亲的人会知道，你从未有一刻拥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你完全不同，因此为人父母者在偶尔发现孩子促狭的笑容像一面令人惊骇的镜子，或者第二个脚趾也比第一个脚趾长，或者同样不善于拍球时，才会那样惊喜。孩子让你发现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你的家庭也不属于你自己，你的床垫、你的马桶、你的整个人，没什么属于你，在衰老前你早已经清楚你不能主宰你的身体。数学家说，他在青春期时就懂了这一点，是他的身体主宰他的意志，不是相反。那时双方展开持久的斗争。到现在，二者都明显地衰竭了。
“来，这是给你的。”享受吧，with pleasure，把交易表白为支持。
我大嫂是眼科医生。我曾经去她的医院检查，她的同事对于我的视力问题没有做出什么诊断，听到我的工作性质后，告诉我少用眼，不要过久面对电脑，我说那不太容易，治疗便结束了。大嫂为自己的职业自得，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在年轻时最初随我大哥回家时曾经说，眼科少有绝症，但谁家早晚都会有青光眼和白内障，老人终将变得更老。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比绝症听起来更像一种难以回避的判决，死神借科学的表述立下骄傲的路障。
在这样的小小对话中，女儿迅速选择她的站位，标准简单且个人化，她是否感到舒服，她是否受了冒犯。这些小事有时让我觉得她积极天真，有时觉得她愚蠢浪费，有时觉得她正在离我而去。
另一次，手机新闻里的“政治”变成“洗浴”。
女儿和太太有一些她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笑话。我会希望再有一个孩子，而太太一直拒绝。我问女儿，你想有个小弟弟或者妹妹吗？女儿用英文说：“我不介意要个弟弟。”太太在旁边接着用英文，“不，你不想要。不要受意识形态的欺骗。”女儿说：“我只想折磨他。”两个人笑起来。她们喜欢这样。
太太在家看纪录片，我看着字幕，“纪德的《窄门》”，看成《窍门》。
很多生活里的事都忘记了，又倏忽想起来。我越来越像年老的金鱼，或者是金鱼和远古恐龙的结合体，只记得最近和最远的事。太太告诉我，女儿班级里有同学家长每周都在朋友圈贴出当周育儿纪事，还有家庭年终总结与新年计划，“本年度预计家庭海外旅行四次，学会单板滑雪”。非凡的责任感、事业心、进取心，为自己布置下无穷尽的任务：从育儿纪事，到对纪事的纪事，就像上班时最占据你时间的工作一定是关于工作的工作，我们称之为沟通、联络、前瞻意识。
女儿在超市里拿起袋装葡萄干零食，Sun Smile，我看成Sour Smile，酸楚的微笑。
今天下飞机时，开舱门冷得惊人，雪化了，要坐摆渡车。你最讨厌的是什么？女儿在幼儿园时回答，巫婆、黑夜、猕猴桃。当时她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摆渡车与蛇。她说，三样，第三样是什么？我说，没有了，其他都不怕。为此，她曾经崇拜我。
在飞机上我抬眼看到穿成套紫色制服的空中小姐，觉得她的眼睛和眼眶也是紫色的。
11. 莲花
比如越来越经常看错。上个月某个周末带女儿去玩，在景区公园门口看到广告牌上印着巨型孕妇，上衣撩起来露出全部肚子，让我讶异社会的开放，更疑惑广告摆放位置的无厘头。再一看，是地球，没有孕妇也没有头，深蓝的底色之上我们要保护一只白色的地球。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我确实希望是儿子。不是重男轻女，也不是为儿女双全，而是我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只和女性待在一起，藕荷色的卧室，多种颜色的水晶杯，儿童台灯上荡漾着珠帘，餐桌中央天青釉莲花碗中漂一朵切花，回家即是轻轻的欢笑，不吵闹，总会有人持续在说话，我也总试图避免惹到大的或小的不高兴。
我更喜欢听W和数学家讲他们的故事。我的故事没意思，经常只是看错或误解了什么东西，没有后续，缺乏寓意。
我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少有我现在熟悉的这种女儿和妈妈你一句我一句来往、论理、争执、倾诉的那种时刻，较多的是打架和教训。如今二哥还在，大哥去世二十年了。去世时他在办公厅担任副职，他年轻时从戏剧学院毕业，在宣传系统工作，笔头好，时任书记看上了，调任文字秘书十年，关系亲近。倘若领导高升，他大概会跟着走，不过书记是老人了，没有再移动，回嘉兴颐养天年后，又受牵连查出在任时的问题。没有追究，不过大哥就始终是写材料，不大有仕途的机会。
经历一些事时，我会意识到我期待把它们讲给W和数学家听，就像现在我告诉你这些。在事情发生的正中，我开始考虑如何讲述它们。不算倾诉，没有言出为论的感触，这些事和生活也没有深刻的关系，无非先讲出来，就如同谈论历史和贸易战，那是W、数学家、我毫无意义的聚会的主要内容，比其他毫无意义的饭局要少一些后果。因此我始终乐于等待W找我去吃饭。
大哥去世后，秘书打开两只上锁的书桌抽屉，发现一本厚手稿，是他的字迹，钢笔誊写在印有办公厅抬头的原稿纸上。那是一部电视剧本，他写到第十八集，已经完成的部分应该是定稿了，只有少数圈圈点点的改动。这么厚的稿子，想必写了很久。我们没一个人在他生前曾听说过他在写剧本这件事。同一只抽屉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三篇打印出来没有署名的小说，一篇读起来像片断杂记，另外两篇比较完整，我上网搜索，没有搜到相近的文章，应该也是他写的。
我没有正面遇见过死亡，也没有过什么奇遇，不过我猜想，在那种命运转轨的激烈时刻，人会尤其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故事当中——说不清结尾，把人甩来甩去的故事。古代传奇就往往是没有结尾的，这是W的理论，说古代常常是在一场奇遇之后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发生，事情就那样，不平顺，然而也就过去了，像家庭。农夫挑着鹅笼进城去卖，在路上偶遇书生，书生非要跳进鹅笼去随之进城，也就跳了，笼子重量没有增添。书生又以魔法神技召唤来几个女子，和他们一起饮宴，也就饮了，后来书生和女子都消失，故事结束，农夫又走在进城去卖鹅的路上，鹅价依旧三千钱，他的人生也不像好莱坞电影，没有要命的转折，无从判断高潮或结局，农夫所能做的只是向别人讲出自己历经的故事。
保险柜里倒没什么。也没有日记。没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东西。
我常听W和数学家讲他们的故事，他们遇到的人，憎恶的人，忘记又想起的人，他们对时代和冲突的看法。每个人都需要讲一些故事，好能活下去，就像我女儿需要讲述虚构的事，她一定要讲出来，从小就是如此，小兔子和胡萝卜的故事，后来是小女孩被跑出作业本的妖怪吃掉的故事，不然睡不着觉。她不是那种需要听故事的小孩子，她需要源源不断地讲故事，就像大人。
大哥去世时是四十八岁，正是本命年初，还没来得及在艰险来临之际系上红腰带辟邪，就遇上了一生最末一个艰险。胰腺癌这种东西，用大夫的话说，“很恶”，来了就要死人。坏处是疼，人走得快，好处也是走得快。他常有疼痛感，但他总加班，时常睡在单位，慢性病也多，头痛胃疼之类的话我父母都听得习惯。直到单位体检，查出胰腺癌晚期，四个月即告去世，我母亲多年为疏忽自责，他去世后，她不再染黑头发，说，“越染越多”，像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又迷信又笃定。
数学家不担心歧视。他会训斥下属，“这么娘！”时代变了，他担心Tommy和Teddy会在夏令营里遇到同性恋老师并以为那是酷，“都是阿乌卵”，他在我们的饭桌上痛心。除了转行受挫这件事带来的长久叹息外，他在中国非常愉快。
他的死巩固了他是我母亲最爱的孩子的地位，她也因此怨恨我大嫂。大嫂是学医的，难道会看不出来他脸色有问题，是真正在一步步走向绝症吗？我大嫂在病房里对大哥的朋友说过，做医生的反而对日常的头疼脑热没那么注意，不大关注家人的身体，更不关注自己的，况且她在眼科。那次家人也在场，我母亲更觉得她是在借机推诿，但我觉得她的辩白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医生因为家人说肠胃不适而大惊小怪。生前，他偶去打高尔夫，随着这种运动日渐敏感，他更多时间是和早年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两个朋友下围棋，都是安静的爱好。他和我大嫂没有孩子，感情也比较冷淡。他去世时，我太太刚和我在一起不久，还是小姑娘，没经过什么世事，私下问我：“他们是自由恋爱吗？”她以为只有指腹为婚或者许配过去的夫妻才会不亲密。现在她应该明白了。
他对健康也敏感，频繁造访医院，几次怀疑自己得了绝症。有时去一家男性美容沙龙保养前列腺。
上海男人常常是这样，有自得其乐的爱好，修钟表、找老电影、收藏唱片、跳国标，现在还有爱好自己跑程序的老人，也算与时俱进。当年把大哥的电视剧本和小说读下来，我父母为他骄傲，我父亲说“他是有精神世界的人”，深恨在他身前不够了解他，仿佛一直以来是太疏远或是看轻了他，一种错待。我母亲说：“他心里藏了多少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