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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抓起一只橡木小方凳，一下子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幸好当时他口袋里没有手枪，法伊洛才算保全了性命。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于是，居然发生了如此荒唐的事情：在保尔预定动身去克里米亚的那天，他却站在党的法庭上。
他每念一个人的名字，台下就有人举起一个红色的或白色的代表证。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在市剧院集合。宣传部里发生的事件惊动了所有的人，于是这次审判发展成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争论。党员日常生活准则、人际关系以及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理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案件只不过是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的举动是挑衅性的，他厚颜无耻地摆出一副笑脸，说他的案子人民法庭自然会审理清楚，柯察金打破了他的头应当判处强制劳动。他一概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丽达认出来了，是阿基姆在那儿急急忙忙地念名单。
“什么，你们想要利用这件事来大做我的文章吗？对不起，办不到。你们可以随便把罪名硬加在我的身上，但妇女们对我如此攻击，那是因为我从不答理她们。不值得小题大作。要是这事发生在一九一八年，我早就按我自己的方式跟这个疯子柯察金算账了。现在，没我在这儿，事情照样能解决的。”说完他就扬长而去。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产生，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法庭主席要柯察金讲述冲突的经过。保尔平心静气地开始叙述，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他在竭力克制自己。他说：
丽达在一排排椅子中间走过去，看到一个空位子，就坐下了。看来会议已近尾声。丽达仔细听着主席说话，那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熟悉：
“这里所讨论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用拳头多，动脑子少，但这样的时期早就过去了。现在又发生这样的意外事故，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之后，我才明白自己错了。近几年来，我这种游击作风还是头一次暴露。我痛恨自己的行为，虽然实际上他挨打是罪有应得。法伊洛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生活中一种极其丑恶的现象。我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淫棍，一个坏蛋，我永远也不会与这种现象妥协。这件事迫使我们开始讨论生活方式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
“您请进，左面有空位子。”
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将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作伪证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余参加那次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到了批评。
丽达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印有金字的证件。高个子一看，上面印着“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委员”。高个子立刻不再装腔作势了，马上显得既热情又有礼貌：
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向法庭作了介绍。党的检察员建议给柯察金警告处分，举座哗然，剧烈反对。于是，他撤回了提议。保尔被宣布无罪。
“您的出席证呢？只准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进去。”
几天之后，列车载着保尔向哈尔科夫飞驰。经他再三坚决要求，专区党委同意调他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听候分配，给他作了一个不错的鉴定，然后他就动身了。阿基姆现在是乌克兰团中央书记之一。保尔到他那儿把全部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高个子堵住了半个门，他打量了一下丽达，说：
阿基姆看了鉴定。在对党无限忠诚的后面写着：具有党员应有的涵养，仅在个别场合，表现暴躁，甚至失去自制，因该同志神经系统受过严重损伤。
“请让我进去。”
“保夫鲁沙，他们到底还是把这件事记在这份很好的鉴定上了。你别难过，即便很坚强的人，也难免发生这种事情。上南方去，把身体养养好。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再商量派你去哪儿工作。”
“是的。什么事？”
阿基姆紧紧握了握他的手。
那高个子带点官腔回答说：
这儿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圃，水花四溅的喷泉，爬满了葡萄藤的的楼房。休养人员都穿着白色的休养服或浴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登记了保尔的姓名。他的房间在拐角上一所楼房里，非常宽敞，床单洁白耀眼，处处一尘不染，十分安静。保尔洗了澡，换上衣服，感到神清气爽，急忙上海边去了。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眼前是壮丽而宁静的大海。深蓝色的海面一望无际，像光滑的大理石一般。远处蓝天碧海相连，天水一色。熔化了的太阳照在水面上，反射出一片金光，仿佛是熊熊的火焰。远方群山连绵，重峦叠嶂，透过晨雾，隐约可见。保尔深深地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的海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巨大而宁静的碧蓝色的世界。
旅馆音乐厅的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高个子佩戴着“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懒洋洋的波浪亲昵地缓缓爬到脚下，舔着岸边金色的沙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