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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逸事，一段水手传奇，就这样不经意地与妈妈联系在一起，烘托着她的动人容貌，以及她一如既往的迷人魅力。妈妈是颇具西班牙风情的美人，深棕色头发，小麦色皮肤，双眸墨绿如美利坚祖母玉，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她的美。
妈妈名叫茜茜，在爸爸喜欢的一家水手旅店当女佣。
结婚之后，她随着爸爸回到斯莱戈，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她不习惯斯莱戈的晦暗阴郁，仿佛一枚熠熠生辉的金币被埋没在无边无际的绝望土壤。她是本地人从未见识过的绝代佳人，皮肤柔软如羽，一对酥胸如刚出炉的诱人面包。
爸爸生命中最荣耀的事发生在南安普顿：他遇见了妈妈。
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黄昏时分跟妈妈出门，在爸爸从坟场放工回家的路上接他。多年以后，我长大成人回首往事的时候，才意识到妈妈每次出行时莫名的焦虑，她不确信是否能掐准时间，也不能保证所有事情都循规蹈矩地发生。她不知道丈夫是否会平安回家。我深信，妈妈的花容月貌下藏匿着难以名状的悲苦。
爸爸也是个热情昂扬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神圣感的长老会信徒，虽然这种品质在斯莱戈不合时宜。他尤其推崇约翰·邓恩的布道文，然而对他来说，真正的福音是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一本我在颠沛流离中始终保留的破旧的小书。此刻它就躺在我的床头，里面用黑墨水写着爸爸的名字，乔·克莱尔，1888年，南安普敦。爸爸很年轻时曾当过水手，十七岁前已经出海远航，去过了基督世界里所有的港口。
我说过，爸爸在坟场做监工，身着蓝制服，头戴尖顶帽，帽色漆黑如乌鸫的羽毛。
爸爸是个静不下来的歌手，当时流行的轻歌剧他全会唱。他还喜欢读那些已逝的教士留下的布道词。他说，可想而知，在很久以前的那些礼拜天，这些布道词曾经是教士口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语句。我爷爷就是个教士。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镇上到处都是兵，好像斯莱戈本身就是战场，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放假回家的士兵而已。但他们身着戎装，看起来都有点像爸爸。我和妈妈走在街上，觉得他的身影无所不在，要在当中找到爸爸真不容易。冬日黯淡的傍晚，我终于喜出望外地看见，爸爸迈着轻快的脚步从坟场归来。他远远觑见我，开始跟我捉迷藏，像小孩一样四处乱窜，别人都对他投来惊讶的目光，也许是觉得他的举动与坟场监工的身份颇不相符。但爸爸就是身负异禀，能在孩子面前肆意放松束缚，在傍晚风干的光线下装疯卖傻、嬉笑顽皮。
对我来说，看爸爸洗澡甚至比马戏表演更好笑。
守墓人的身份从未改变他的本色。头戴尖顶帽，身穿蓝制服，他庄严地引导人们探访亲友的坟冢。独自待在坟场那小庙似的水泥值班房里时，他会悠然唱起“梦中我住在大理石宫”，那是他最喜欢的轻歌剧《波希米亚姑娘》里的一首插曲。
他先用足够清洗整屋油腻地板的碳酸皂为自己打上一身合体的泡沫装，然后用一块灰色石头把身体刮洗干净，当这一切都进行完毕后，他把石头戳到墙上某个特定的缝隙里，于是那面墙看上去就像长了个鼻子。所有这些我都是通过快速转头时余光一瞥看到的，毕竟我是个顽皮不驯、爱耍花样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