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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模仿潮吗？我们去国家肖像馆，从印度教宗师、少将到王室大管家，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对于模仿，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大家越来越相像。像我的人越来越多。”
“肯尼亚。正要去乌干达救济饥荒吧，我想。”
“当然。”
“嬉皮士。”丹尼尔说。
“亲爱的，我知道。铅笔裙、蝙蝠袖毛衣和尖头高跟鞋，女孩们抹上鲜红的口红，挺着坚实的小屁股踉跄而行。我记得，我曾以为口红已经彻底过时，过度化妆的梦已经醒了，就像在剑桥的时候，丝光棉大行其道，我也曾经认为塔夫绸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你还记得吗？”
“有爱心。”弗雷德丽卡说。
亚历山大看见她朝他走来。十几个女学生正埋头填写调查问卷，很多问题答一个词就够了。亚历山大一直对服饰很有研究，他发现弗雷德丽卡的穿着打扮变了，这些年轻人的着装则是那个年龄段的弗雷德丽卡的翻版，而弗雷德丽卡的新风格与年纪变化不无关系。她穿着传统的深色羊毛两件套，上衣是颜色柔和的几何图案，有绿色，也有意想不到的秸秆棕色，腰部收紧，起到裙撑的作用，长裙垂到膝盖。领子上竖着一圈荷叶边，却不显得盛气凌人，头戴着一顶天鹅绒小帽子，可以挂面纱，但她没有挂。淡红色的头发在脖子后面梳成“8”形发髻，让人想起图卢兹-劳特雷克画得很好的一个咖啡馆常客。五十年代和后印象派有一定的关系，亚历山大觉得。她走过来亲了他一下。他提到那些年轻人的打扮。她非常感兴趣。
“像他那样的家伙有什么用，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医疗……去了就是多一张嘴。气死我了。”
丹尼尔买了一张票，还掏钱买了一本画册，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他想他是来和弗雷德丽卡讨论某些管理问题的。他知道她认为他需要艺术。他腋下夹着一张折叠的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和平妈妈死了。他听到坏消息会不舒服，年纪越大越不舒服，这或许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他看了看，但没有看到那些画。他看到一片罂粟和玉米地，让他想起凡·高的《丰收》，这幅画被弄成了大大小小的版本，到处都有——医院走廊、候诊室、学校办公室，基本都掉了颜色，像无处不在的幽灵。他常看到这片肥沃的田野，也在不止一家精神病院的休息室里，看到过塞尚棕绿色混杂的几何形状的灌木丛。真奇怪，他想，因为凡·高本人就是在这种地方因精神错乱而绝望地自杀。这些田野不平静，而是过度兴奋。丹尼尔对于精神病人的耐心已经今非昔比。虽然丹尼尔比亚历山大小十四岁，但他也习惯把自己当成一个幸存者，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的幸存者。
“我倒是觉得他挺有用的，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你对他有偏见。”
海面上波光粼粼。在画册里，约翰·豪斯引用了莫奈的话，将盖着雪花的干草堆周围的光线，形容成包裹了一层面纱。他还引用了马拉美6的话，“我认为……只能暗示。说得太直白，就抵消掉读诗四分之三的乐趣，诗歌要慢慢品味才有趣。暗示，可以造梦”。这不是让弗雷德丽卡有共鸣的观点，她恰恰喜欢直白。不过，随着她往下面多看了几眼，便被画面精致而流畅的颜色震住了，尤其是海上蓝粉色的旋风，还有神秘草堆四周被菱形切割的灰白光环。她在画册的空白处潦草地做了一些笔记。
“他对我有偏见。家人都对彼此有偏见。”
弗雷德丽卡停下脚步，仔细瞧了一眼。那是莫奈4的《安提布岬》。蓝色和粉色的旋涡无形地形成了海水和海风。“画画，”她记得普鲁斯特5笔下虚构的画家埃尔斯蒂尔曾说过，“要做到看见又看不见”。要把我们与物体之间的光线和空气画出来。“亲爱的，丘吉尔……”另一个老太太掰开抓在她胳膊上的手指，“不是这个档次的。”她紧张地看了看弗雷德丽卡，又瞥回画上的署名。
“没错。”
一位用语音导览器参观的老太太越走越兴奋，她拉起另一个老太太的胳膊。“嘿，你看，这是丘吉尔画的，叫……‘安提布岬’。”
“有一次，”丹尼尔说，“我在查令十字医院，有个小孩服药过量死了，医院按正常程序灌肠，但这个小孩的肝脏实在承受不住。我刚好在那里，走在无尽的走廊上，想着该怎么安慰那个深度自责的妈妈——她是个无能又愚蠢的‘巫婆’，这种情况只会更糟糕。女孩的尸体放在担架车上，从我身边推了过去，尸体上的被单盖得严严实实，推车的几个护工穿着柔软的靴子，戴着松软的耷拉着的塑料浴帽。他们从我身边过去，正准备进门的时候，有个护工抬头看着我，那张脸分明就是我的。我吓了一跳，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他的头发都塞进了帽子里，不然也不像我，至少没那么像。‘你好，’他说，‘来帮你爸爸的忙啊？’我就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就在世间行走，来来回回。然后担架车被推了进去，我跟着进去，那个妈妈开始号啕大哭，威廉说：‘好吧，我走了，这边留给你。’我问：‘你去哪里？’他说：‘跟你说过。来来去去。’此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