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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童年时期。
《逍遥游》中所写的事，发生在公元前４８１年至４７３年之间，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般被史家称为是春秋战国之交（际），即春秋之末、战国之始，本书只写了八年间的事，但代表的是整个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而这段时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
《史记·六国年表》始于公元前４７６年，学术界多采用郭沫若的划分，将公元前４７６年为奴隶制的终年，之前（含当年）的二百九十五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４７５年为封建制的起点，开始进入战国时期。
当然，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始于何时，说法很多，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统一时说、东汉说和魏晋说等，前面所述的战国说是比较流行的学术观点。
关于战国从哪一年开始，学术界又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以《史记·六国年表》始年划分，也有从《春秋》所绝笔的公元前４８１年来划分春秋和战国时代的。
不过学术界不同的看法，并不影响本书的写作，本书虽然用的是通俗文学笔法，但所写的史实大多是见诸于史书的，其社会背景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研究和理解，本文中所说的“此时”，指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所代表的时期。
本来是想写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鉴于史料太少，而且学术界对先秦的研究常有争议，若用正史写法，不免拘谨而生硬，只好将《逍遥游》写成一本历史传奇小说，企图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虽然书中用了许多武侠小说的笔法，但它绝对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小说中以国家大事的描写为主，虽然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格斗，却没有任何“侠”的意味在内。
为了便于读者对书中的社会环境、民间风俗的人的生活习惯容易理解，下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环境略述一二。
一、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环境与风俗1、社会人员结构春秋时期的社会阶层分为贵族和非贵族，贵族包括王侯、卿、大夫、士，常被称为“君子”、“劳心者”、“肉食者”，非贵族包括庶民和奴隶，被称为“小人”、“劳力者”、“藿食者”。
《周礼·载师》郑注引《司马法》中说：“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都城及城郊叫着“国”，因此又有“国人”和“野人”的说法。
“国人”是低等贵族，住在城郊；“野人”是农村中的农民，属“庶民”，又称为“庶人”；边境叫作“鄙”，其居民常常被称为“鄙人”，属“庶人”；“工商之户”也属“庶民”，住在城中；晋国“作州兵”，是承认国人和野人在“国”（城郊）、“野”之间的“州”中所私垦的田地合法（“作爰田”）之后，让“州”中的国人和野人负担军赋。
①奴隶奴隶总称“臣妾”，或说“隶臣隶妾”、“隶臣妾”，如皂、舆、隶、僚、仆、台、圉、牧，还有阍、司宫、寺人、竖、奴、婢、舂、酋、徒人、胥靡等等说法。
不过这中间又的是指其身份，也有的是从其职责上来区分，所以也不易详细区分。
关于这些人的名称与身份学术界有很多争议。
我以为这些“臣妾”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他们的身份职责中有的是官府和贵族家中的服役之人，有的是差役，有的是罪人，有的是俘虏，很难仔细区别。
从其职责上来说，大抵是政事和生活两方面，皂、隶、舆、阍、司宫、寺人多是以政事服侍为主，在公开场合露面较多；圉、牧、竖、奴、婢、徒人等主要是以生活服侍为主，一般在官府或贵族家中，私人性质较强；隶、僚、仆、台、舂、酋、胥靡等是罪人、囚途或俘虏，充作奴役。
另外还有优、师等一类的人，是表演娱艺和音乐的人，身份与庶民不同，又不同于上述奴隶，不过我以为他们也算得上奴隶。
由于这些“臣妾”与主人的关系有亲疏之别，最得主人宠爱的常被称为“嬖人”，因此其地位作用不同，春秋时期有不少人对政事曾有过影响，或是参与过许多政事。
根据史书记载这些人的活动，可以猜出这些奴隶应该有其家族、朋友，立功可免其身份，犯过的还要降级，绝对不同于古罗马的奴隶那样全无人身自由，因此师旷对晋侯说“皂隶牧圉，皆有亲昵”。
小说主人公伍封的祖先伍参是楚庄王的“嬖人”，对公元前５９７年晋楚?之战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此伍氏登入卿大夫之列，嬖人的身份地位是很低的，所以这一战之后，楚国令尹孙叔敖说：“胜晋大功，出自嬖人，吾当愧死矣！”圉是养马的奴隶，地位还在“台”之下。
鲁国有个圉人荦曾调戏大夫梁氏之女，梁女是公子般的情人，公子般因而责打圉人荦，公元前６６２年，圉人荦刺杀了新任国君公子般，酿成了庆父之乱；小说中写到的楚国白公胜叛乱，白公胜将楚惠王困在高府，有个叫圉公阳的人在墙上掘洞，将楚惠王背负逃出，这是见诸史实的。
竖是守藏司职的奴隶，是童仆一类的人。
鲁国的竖牛是叔孙穆子的私生子，曾参与叔孙氏家中的大事；晋文公身边的竖头须，曾在晋文公流亡时将所保管的东西偷走；小说中卫国的浑良夫本来也是“竖”，却成为迎立卫庄公的主要人物；小说中的伍傲本来也是“竖”，不过后来成了伍封家中的重要家臣，能与孔子的弟子冉雍并列。
阍是司门的奴隶。
吴人伐越，曾捉到一个叫焉的人，故称俘焉，吴王余祭命他为“阍”，守余皇大舟，公元前５３１年，俘焉趁余祭观舟时杀了余祭。
寺人类似于后世的宦官，又叫“奄人”，是被阉割过的男性，他们多在国君身边服侍国君及其夫人媵妾的起居（也有少量的在卿大夫家中）。
齐桓公身边有个宠臣竖貂（竖刁），为了亲近内庭，自己阉割了入宫，因此更得齐桓公宠信，所以有的史书上又称他为“寺人貂”、“寺貂”。
春秋时寺人常常在国事上有所表现，齐国的寺人貂与易牙在齐桓公死后搅乱政局；晋国的寺人勃?曾受晋献公之命追杀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后来又在晋文公为君后求见，在晋军攻曹时战死；史籍中还有“寺人费”、“寺人披”和“寺人柳”等记载。
小说中的渠公、圉公阳、庖丁刀都是这样的寺人。
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间，奴隶对政事的影响并不太大，只是身份地位随政事的变化略有些升迁，如鲍兴渐渐由“圉”变成“竖”，后来又成了“士”，成为伍封身边日渐重要的家臣；鲍宁由“圉”一跃而升为家臣，主守一关。
②庶民其中庶民可称“民”和“黎民”，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住在农村的务农平民，叫作“庶人”，另一类是工商，与贵族一起住在城中。
春秋时期，庶民在政事上基本上无多大的作用。
不过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庶民的身份正在不断上升，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一是工商之中出现了大商人，开始对政事有所影响，譬如小说中庆夫人和孔子的弟子的端木赐（子贡）。
二是庶民逐渐进入了战争，甚至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
春秋时期的战争一开始是贵族专有的特权，将领和士卒是由贵族担任，庶民是无法参加的。
至于庶民何时开始有从军的权力，无确切的史类记载。
我想，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作州兵”时，庶民既然承担军赋，便可能开始参于战事。
至少在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文公增置“三行”（步卒）时，这些步卒应该已有庶民在内。
公元前４９３年，赵鞅（赵简子）攻范氏和齐郑之兵时，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可见庶民已经从军为卒了。
“遂”即“仕进”，即是担任官职的意思。
从赵鞅之誓中，可见庶民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公职）了。
到了本书故事的年间，庶民担任公职、或者跟随贵族任家臣已经并不罕见，这些人实则已进入了“士”的行业。
③士士阶层是中国历代社会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阶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整个战国时期的主要政事变化，绝大多数是士造成的。
士应该是随着乡遂和国野的分化而产生的，早期的士大抵是有官职的人，且多是武职。
战国时文人在政治上的作用渐著，所以到了后来，士成了文人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士应该有三类，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孙，二是卿大夫身边的家臣和武士，三是城郊的国人中的少部分。
他们没有采邑，没有卿大夫那样的“家”、“室”，属于自由人，因而对官职的依赖很大从政事上论，春秋时代是“卿大夫社会”，“士”为低级贵族；战国时代是“士的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依附贵族的家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国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庶人，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