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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时刻被人从身后紧盯着的“督促感”并非企业圈的专利。
比如，可以看看第二章中一九八八年采访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们的加班时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五百四十七个小时，而这一差距在一九八九年也达到四百个小时以上。
一九九〇年因癌症去世的娱乐评论家加东康一先生曾向报社寄来一篇短文，题目是《由一位电视制片人的死所想到的》。我以前曾联系过加东先生，想要采访娱乐圈的内幕，曾和他在电视台的休息室里聊了很久。此刻重读这篇文章，更觉十分心痛，特摘抄于此。
虽然不愿使用“耳朵都要磨出茧子”这句俗语，但日本上班族的超长时间劳动真是让人“耳朵都要磨出茧子”的代表性社会问题。近期就连电视台也开始接连播放特别节目，毫不避讳地报道这一问题。日本和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时间长度上存在的差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一结论，还是基于日本劳动省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出的。还有数不清的事例，让人不禁怀疑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数据糟糕得多。
朝日电视台的一个现任制片人死了。就在十天之前，他在家中感觉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不到一天时间就成了不归之人。他叫近藤洲弘，享年五十三岁，生前担任电视剧《吉宗评定记：暴坊将军》的制片人。
首先，是因为这段时期内日本人工作的疯狂程度达到顶峰，甚至远超因疯狂工作出名的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
在这个影视人越来越像普通公司职员的时代，他对工作的热爱可以说延续了匠人品质。节目在他的热情中不断突破新的收视率。就在他死前的十三天，他的节目在东京地区获得了23%的收视率，刷新了历史纪录。然而，他却没有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了。
这本《饱食穷民》所记录的时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日本成功挺过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一连串的“国难”，还化“国难”为动力，成功收获众多世界第一的勋章，跃居超级经济大国之列。让我们看看，日本是如何收获这些荣耀的。
这几年，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京都。平时从京都市内的宾馆前往拍摄现场，只有周末才能回到东京的家。他的死太过突然，不仅仅是我，其他同事也陷入了茫然。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死可能和过劳有关。
继海外净资产夺冠之后，一九八七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双双夺得世界第一。显示经济实力的三个指标全部跃居世界第一，“夺得三冠王”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流行热词。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也跃居世界第一，让日本名正言顺地荣登“富豪帝国”的宝座。
对于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来说，收视率是可以左右节目存亡的数据。在这个行业，收视率越是上涨，目标就越是水涨船高。哪怕坐拥两位数的收视率，只要稍微有一点下滑，就会招来失望的声音，紧接着领导就会让其他制片人拿出新节目的方案。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自一九八二年后，每年都保持增加态势。一九八五年更是远超上一年的七百亿美元，突破一千两百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自那以后，还创造了连续六年成功卫冕世界第一的奇迹。
都说节目的制片人是一个节目的最高领导，参演者的生杀大权全由制片人一手掌握。但这个行业实际上还是处于明星参演者的卖方市场，加之近年媒体市场的多样化，制片人时刻处于被动状态。为了争取到更多有名的参演者，个人人脉就无比重要。这个趋势无情地剥夺了制片人的个人时间，造成了他们看上去近乎自虐的过劳工作方式。他们自己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害怕被踢出工作岗位。
话说回来，上文提到的二百七十八万亿日元，是截至一九九〇年末日本官方与民间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市值的总和。这个数字不光包含企业在国外投资建厂的固定资产，还包括证券投资和银行存款等流动资产。哪怕是刨去贷款等债务后看海外净资产，也足有四十九万亿日元，也就是三千两百八十亿五千九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排行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