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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补偿行动反映了一种值得称道的想法:为我们因使用能源而给地球造成的损害定一个价格,并通过逐人依此价格付钱的方式使其排放变得正当。设立基金以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植树造林和清洁能源的计划,当然是值得的。但是这种补偿行动也产生了一个危险:那些购买排放权的人会认为他们自己并不承担任何一种进一步促使气候变化的责任。这里的危险在于:至少对某些人来讲,碳补偿行动会成为一种相当轻松的机制:我们只需要付钱,就无须对我们原有的习惯、态度和生活方式做出更为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于解决气候问题来说可能是必需的。<sup><a id="ch53" href="#ch53-back">[53]</a></sup>

自愿碳补偿行动的日益增多,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石油公司和航空公司现在让消费者交付一定的费用来抵消其个人对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影响。英国石油公司的网站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网页,消费者可以去那里计算他们的驾驶习惯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并且通过资助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某项绿色能源计划去补偿他们个人的废气排放。根据该网站的说法,平均每个英国驾驶员每年的排放量,大约可用20英镑去补偿。英国航空公司提供了一种相同的估算方案。只要支付16.73美元,你就可以补偿你在纽约和伦敦之间的往返旅行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航空公司会把你交的16.73美元资助给内蒙古的一家风力农场,以弥补你的飞行给天空造成的损害。<sup><a id="ch52" href="#ch52-back">[52]</a></sup>

碳补偿行动的批评者把它们类比成赎罪,即有罪的人用付钱给教会的方式来补偿他们的罪过。网址为www.cheatneutral.com的网站对碳补偿行动进行讥讽,把补偿买卖说成是一种不忠行为。如果生活在伦敦的某个人因出轨而感到内疚,那么他就可以付钱给曼彻斯特的某个人要他对家庭保持忠诚,以此来“补偿”他的罪过。这个道德类比并不完全恰当:对感情的不忠并不是因为它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幸总量而遭到反对;它是对某个特定的人所犯的错误,因而是无法通过在其他地方做某种有德的事情而可以变得正确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碳排放并不是这种错误,而是一种累积性的错误。<sup><a id="ch54" href="#ch54-back">[54]</a></sup>

碳补偿行动

批评者们仍言之有理。将排放温室气体的责任商品化和个体化,可能会引发与上面那个日托幼儿园的例子(向迟接孩子的家长收费,结果迟到的家长反而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一样的困境。一如我们所知:在全球变暖的时代,驾驶一辆悍马车不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贪得无厌、自我堕落的浪费的象征。与之相反,混合动力汽车则有着某种特定的声望。但是,碳补偿行动却会因为给排放赋予了某种道德许可而可能会破坏这些规范。如果悍马车的车主可以通过向一个在巴西植树造林的组织开具支票而减轻自己心中的内疚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把他们大排量的汽车换成一辆混合动力汽车。从表面上看,悍马车拥有者们开具支票的举动似乎是令人尊重的,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但是这样下去,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广泛的集体回应的压力也会由此减弱。

但在道德和政治上讲,这却事关重大。让富裕的国家通过花钱而使其不必改变它们浪费资源的习惯,会强化一种错误的态度——即认为自然是那些能够负担费用的国家可随意倾倒垃圾的地方。经济学家常常假设,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就是一个设计一种正确的激励结构并让各个国家签字同意它的问题。但是这种假设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要点:规范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全球行动,要求我们找到一种建构某种新环境伦理(即一整套新的对待我们所共享的自然世界的态度)的方法。一个全球的排放权市场,无论其有多高效,都会使我们更难培养起一种负责任的环境伦理所要求的节制和共同牺牲的习惯。

当然,我所描述的这个情景乃是虚构的。罚金、费用以及其他金钱激励措施对规范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能得到准确的预测,而且还会因为情形的不同而不同。我的看法是:市场反映并推广了某些规范,即评价所交易物品的某些特定的方式。因此,在决定是否要将某种物品商品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的不只是效率和分配公平,我们还必须追问这些市场规范是否会排挤掉非市场规范,而且如果会的话,那么这是否代表了一种得不偿失。

的确,这两个例子并不完全相同。随意丢弃垃圾要比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更少的替代性。丢弃在大峡谷的啤酒罐并不能用远在离大峡谷半个地球之远的一块原始土地来补偿。与之不同的是,全球变暖乃是一种累积性的危害。就整个天空而言,地球上哪些地方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哪些地方多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并不是在宣称,促进人们对环境、养育孩子以及教育保有有德行的态度,肯定永远都优于其他因素的考量。贿赂有时候也会发挥作用,而且在某些场合贿赂还是有道理的。如果给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钱让他们读书,可以极大地提高他们的阅读技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决定尝试这么做,以期教会他们在以后也热爱学习。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所采取的这种贿赂行为(即一种在道德上有所妥协的做法)乃是在用一种较低的规范(为赚钱而读书)取代一种较高的规范(因为爱读书而读书)。

就全球合作而言,允许富裕的国家通过从其他国家那里购买排放权(或资助那些能够使其他国家减少排放的项目)而使它们在能源使用方面不做实质性减排的做法,确实侵损了下面两项规范:它不仅对自然确立了一种工具性态度,而且还破坏了那种对于创建一种全球环境伦理来讲所必要的共同牺牲精神。如果富裕的国家可以通过花钱来免除它们所负担的减少自己碳排放的义务,那么这就与上文所述的大峡谷徒步旅行者的例子有些相像。只是现在,富有的徒步旅行者可以在扔啤酒罐以后不用接受罚款的惩罚,只要他雇人去清理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垃圾即可。

随着市场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侵入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健康、教育、生育、难民政策、环境保护等领域,上述困境出现得更为频繁了。当经济效率或经济增长的承诺意味着要给我们认为无价的物品定价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当我们在决定是否要进入存在道德问题的市场以期实现一些有价值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左右为难。

就一些人所建议的生育许可证市场而言,其道德问题在于该体系促使一些夫妻贿赂其他人以使他们放弃生育孩子的机会。这个体系经由鼓励父母把孩子视作可转让的、可买卖的商品而侵蚀了父母之爱的规范。全球排放许可证市场中的道德问题则与上述道德问题不同。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贿赂,而在于它把义务外包给了其他国家。这个问题在全球背景下要比在国内情势中更为尖锐。

付费猎杀犀牛

尽管有这样的诱惑,但美国还是没有加入《京都协议》,而此举使得随后的全球气候谈判搁浅。不过,我的兴趣与其说是协议本身,不如说是它们是如何表明全球排放权市场的道德成本的。

假设我们的目的是要保护濒危物种,比如黑犀牛。从1970年到1992年,非洲的黑犀牛数量从6.5万头减少到了2 500头以下。尽管猎杀濒危物种是非法的,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却依旧无力保护黑犀牛免遭偷猎者的射杀,这些偷猎者在亚洲和中东卖掉犀牛角以获取高额利润。<sup><a id="ch55" href="#ch55-back">[55]</a></sup>

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了,因而这一交易方案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sup><a id="ch51" href="#ch51-back">[51]</a></sup> 后来,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全球变暖问题。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为各个国家提供了这样一个选择:它们要么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要么付钱给其他国家让它们减少排放。实施此项方案的理由乃是它减少了遵守条款的成本。如果替换印度农村使用的煤油灯要比减少美国的碳排放便宜,那么为什么不让美国出钱来换掉那些煤油灯呢?

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和南非保护生物多样性机构的官员开始考虑用市场激励措施来保护濒危物种。如果允许私人农场主可以把射杀数量有限的黑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那么农场主就有动机去饲养黑犀牛、照顾黑犀牛并阻止偷猎者的捕杀。

1990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把一项旨在减少酸雨(它是由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造成的)的计划签署成了法令。这项法令没有给每个电厂设定固定的排放限额,而是给每个公共电力公司发放一张排放一定废气的许可证,然后允许这些公司彼此之间买卖这些许可证。因此,一家电力公司要么减少它自己的排放量,要么从某家其他成功减少排放量的电力公司那里购买额外的排污许可证。<sup><a id="ch50" href="#ch50-back">[50]</a></sup>

2004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批准南非政府许可猎杀5头黑犀牛。黑犀牛是一种极其危险且很难射杀的动物,因而猎杀者都非常珍视猎杀一头黑犀牛的机会。数十年里的首次合法猎杀被要求支付一大笔钱:15万美元;后来,一位美国银行业的狩猎者支付了这笔费用。此后的消费者还包括一位俄罗斯的石油大亨,他付费射杀了3头黑犀牛。

给排放定价的最简单方式就是向它征税。向排放征税可以被视作一种费用而不是一种罚款;但是如果征税足够重的话,那么它就可以使排放者为它们造成的损害付出金钱的代价。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要落实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很难的。所以,政策制定者们采纳了一种更加亲市场的解决排放方案——排放交易。

市场解决方案似乎是有效的。在肯尼亚,猎杀犀牛仍然是被禁止的;由于土地上的原生植物被清除并被用来农耕和畜牧,黑犀牛的数量已从2万头减少到了大约600头。然而在南非,由于土地所有者现在因为有了金钱激励而愿意把大量牧场空出来饲养野生动物,黑犀牛的数量开始回升。

一些人反对上述管制措施,因为他们不喜欢任何一种让各个行业承担更高成本的做法。但是,另一些对环境保护持同情态度的人却在寻求一些更有效的达到其目的的方式。随着市场声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不断提升,随着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环保倡导者也开始赞同某些基于市场的拯救地球的方式。他们指出,不要给每个工厂都强行设定排放标准;相反,我们只要给排放设定一个价格,而其他的事情就留给市场去解决。<sup><a id="ch49" href="#ch49-back">[49]</a></sup>

就那些不为运动狩猎所困扰的人而言,出售射杀黑犀牛的权利乃是一种用市场激励措施去拯救某种濒危物种的明智方法。如果捕猎者愿意支付15万美元去猎杀一头犀牛,那么农场主就有动力去养殖犀牛并保护它们,并由此增加供给。这是一种有着双重效果的生态旅游:“来付费射杀一头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你不仅能得到一种难忘的经验,同时也能保护黑犀牛。”

减少排放的一种方式便是政府管制:要求汽车制造商达到更高的排放标准;禁止化工厂和造纸厂把含有毒素的水排进河道;要求工厂在他们的烟囱上安装过滤器。如果这些公司没有遵守这些标准,就对它们科以罚款。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一代环境法实施期间就是这么做的。<sup><a id="ch48" href="#ch48-back">[48]</a></sup> 这些以罚款为后盾的管制措施,是一种要求公司为它们的排放行为付钱的方式。这些管制措施也带有道德含义:“我们应当为自己把污水排进小溪和河道而感到羞愧,也应当为自己排放废气从而污染空气而感到羞愧。这不仅有害我们的健康,而且我们也绝不能这样对待地球。”

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看,市场解决方法似乎是一种不争的胜者。它使一些人获益,但却没使任何人亏损。农场主赚了钱,捕猎者有机会去大胆地捕杀危险动物,而且濒危物种又重新从灭绝的边缘回到了正常状态。谁还会抱怨呢?

自此以后,我在一定程度上对我有关买卖排放权的观点进行了重新思考——尽管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那些教条式理由。与把垃圾从车窗扔到高速公路上不同,排放二氧化碳本身没有什么可予以反驳的。我们所有的人每次呼吸的时候都在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人们所要反对的是过量排放,亦即一种浪费能源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种生活方式以及支撑此种生活方式的态度,乃是我们应当不予鼓励甚至应当予以蔑视的。<sup><a id="ch47" href="#ch47-back">[47]</a></sup>

当然,这取决于运动狩猎的道德地位。如果你认为为了运动而杀害野生动物在道德上是应予以反对的,那么犀牛狩猎市场就是一种邪恶的交易,是一种道德勒索。你可能会因为这种做法对保护犀牛有好处而表示赞赏,但却会对如下事实予以谴责,亦即这个结果是通过迎合你所认为的富有狩猎者的邪恶快感而达到的。这就好比为了拯救原始的红杉森林免遭破坏而允许伐木工人向富有的捐款人出售砍伐某些红杉树的权利。

针对我的文章,《纽约时报》收到了潮水般的严苛批评信件或挑剔信件——大多数来自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还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们认为,我没有理解市场的德性、交易的有效性或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理。<sup><a id="ch46" href="#ch46-back">[46]</a></sup> 在这些潮水般的批评中,我从我原来就读的学院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那里收到了一封表示同情的电邮。他写道,他理解我努力阐述的要点。但他也请我帮个小忙,即是否可以不公开曾经教过我经济学的那个人的身份?

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你可能会基于如下理由而反对市场解决方法,即运动狩猎的道德丑态超过了保护犀牛而获得的利益。或者,你有可能决定支付道德勒索费用并出售猎杀犀牛的权利,以期拯救濒危物种。正确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它所承诺的利益。但是,它也取决于运动狩猎者把野生动物当作运动的对象来看待是否是错误的,而且如果是错误的话,那么它就取决于这个错误的道德意义。

当时,我为《纽约时报》撰写特稿的时候就反对这项交易方案。我担心,允许国家购买排放权就好像允许人们付费乱丢垃圾一样。我们应当竭力强化而不是弱化破坏环境所应背负的道德耻辱。与此同时,我还担心,如果富裕的国家可以通过花钱来免除他们所负担的减少他们自己国家排放量的义务,那么我们就会侵蚀我们未来在环境问题上展开全球合作所必需的那种共同牺牲的意识。<sup><a id="ch45" href="#ch45-back">[45]</a></sup>

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如果没有道德逻辑,市场逻辑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不解决有关恰当评价买卖射杀犀牛权利的道德问题,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这种权利是否应当拿来买卖。当然,这是一个纷争不止的问题。但是,赞同市场解决方法的理据是不能与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评价我们所交易的物品的正确方式的问题——分割开来的。

在1997年举行的京都会议(Kyoto conference)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一种强制性的全球排放标准都必须包括一个交易方案,允许各个国家买卖排放权。所以,比如,在《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框架下,美国可以通过要么减少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要么支付费用让其他地方减少排放来履行它的义务。它可以支付费用来重新修复亚马孙雨林或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老旧的煤炭工厂现代化,而不用向国内那些狂吸新鲜空气的悍马车征税。

巨兽猎人在本能上会理解个中要点。他们明白,其运动(以及付费猎杀犀牛)的道德合法性取决于某种特定的有关正确看待野生动物的观点。一些运动狩猎者宣称他们崇敬他们的猎物,并主张射杀一头猛兽乃是尊重它的一种方式。一个在2007年付费猎杀一头黑犀牛的俄罗斯商人说:“我之所以猎杀黑犀牛,乃是因为这是我能给予黑犀牛的最高敬意之一。”<sup><a id="ch56" href="#ch56-back">[56]</a></sup> 批评者说,射杀生物乃是崇拜它的一种古怪方式。运动狩猎是否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来评价野生动物,乃是一个处于该争论核心地位的道德问题。它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态度和规范的问题:是否应当创建一个猎杀濒危物种的市场,不仅取决于它是否会增加它们的数量,而且还取决于它是否表达和促进了一种正确评价它们的方式。

罚金与费用之间的差异,也与有关如何减少温室气体和碳排放的争论相关。政府应当给排放设定一个限度并对那些超标排放的公司科以罚金?还是应当提供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第二种方案的意思大致是说,与丢弃废品不同,排放乃是做生意所要花费的一种成本。但这是否正确呢?或者说,向空气中排放过量废气的那些公司是否应当受到某种道德上的谴责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计算成本和收益,而且还必须决定我们想提倡的究竟是哪种对待环境的态度。

黑犀牛市场之所以具有复杂的道德面貌,乃是因为它试图通过推广一些有问题的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来保护濒危物种。下面是另一个狩猎的例子,它给市场逻辑提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

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

付费猎杀海象

经济学家们有可能论辩说,孩子市场或生育权市场拥有一种有效的德性:它把孩子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而衡量标准便是支付能力。但是,交易生育权的做法促使人们用一种商业态度去对待孩子,而这种态度则会腐蚀父母的品格。处于父母之爱这一规范之核心地位的乃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的孩子是不可转让的,把他们拿来买卖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从另一对可能成为父母的人那里购买一个孩子或购买生育一个孩子的权利,就是在腐蚀父母品格本身。如果你通过贿赂其他夫妻不要孩子而自己生育了孩子,那么爱你的孩子这种经验难道就没有被败坏吗?你是否有可能至少在诱惑下向你的孩子隐瞒这个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不论生育许可证市场有多少好处,它都会以固定配额体系不会采用的方式腐蚀父母的品格,尽管固定配额体系也非常令人讨厌。

几个世纪以来,大西洋的海象就像美国西部的野牛一样遍布加拿大的北极地区。由于海生哺乳动物的肉、皮、油脂以及乳白色的牙齿都非常珍贵,所以对于狩猎者而言,这些毫无保护的大量海生哺乳动物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猎物。因此,到了19世纪末,其数量已大量减少。1928年,加拿大开始禁止猎杀海象,但是因纽特人除外,因为作为土著狩猎者,在长达4 500年的历史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狩猎海象。<sup><a id="ch57" href="#ch57-back">[57]</a></sup>

除了上述基于公平这个理由的反对意见以外,另一种反对意见还认为它是一种贿赂。这种市场交易的核心要素乃是一种在道德上令人不安的活动:希望多要一个孩子的父母肯定会引诱或诱使其他有可能成为父母的人出售他们的生育权。从道德上讲,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购买一对夫妻生下来的唯一一个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20世纪90年代,因纽特人的头领们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允许因纽特人把他们所拥有的一些海象配额的射杀权利出售给巨兽猎人?这样做,被射杀的海象数量与之前并没有发生改变。因纽特人可以收取这笔狩猎费用,用它来指导运动狩猎者、监督他们的捕杀,并像他们过去做的那样保留海象的肉和皮。这项计划可以改善一个贫穷部落的经济生活水平,而捕杀的海象也不会超过现有规定的捕杀配额。加拿大政府后来同意了这个建议。

然而,就人们可以买卖生育权的那种体系而言,存在着某种让人感到担忧的方面。部分担忧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这样一种体系是不公平的。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当成一种只有富人负担得起、穷人却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如果生育孩子是人类繁盛的一个核心要素的话,那么把生育孩子的条件限定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就是不公平的。

今天,世界各地富有的运动狩猎者都跑到北极,希望有机会射杀一头海象。他们支付6 000~6 500美元以期获得这样的特权。他们来到这里既不是为了体验追逐一头野兽而带来的刺激,也不是为了体验追逐一个很难捕捉的猎物而带来的挑战。海象不是一种危险动物,它们移动缓慢,绝不是拿枪的狩猎者的对手。在《纽约时代杂志》的一则引人入胜的描述中,奇弗斯把在因纽特人监督之下的海象狩猎比作“长途跋涉后去射杀一个庞大的豆袋椅”。<sup><a id="ch58" href="#ch58-back">[58]</a></sup>

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看,上述第二项政策显然更为可取。如果让人们在使用准生证抑或出售准生证的问题上拥有选择的自由,那可以使相关的人都获益,而同时也不会使任何人受损。那些买卖准生证的人(通过相互获益的交易)获得了好处,而那些没有进入这个市场的人的境况也并不会比他们如果处在固定配额体系下的境况更糟,因为他们仍可以生育一个孩子。

向导们把船只驶到距海象15码的范围内,并告诉狩猎者何时射击。奇弗斯很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场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运动狩猎者参与了一场射杀猎物的游戏,“子弹正中巨兽的颈部,它的头一晃便倒了下去。鲜血从弹孔中喷涌而出,巨兽不再动弹了。‘狩猎者’放下他的枪,举起相机进行拍摄。”接着,因纽特人开始艰难地工作:把死海象拖上浮冰,把皮和肉切割开来。

一些人反对对生育作任何限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为了避免人口过剩,对生育权进行限制是合法的。让我们暂时撇开有关原则的争论,而设想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它决定实施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计划。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下述两项政策中哪项政策会较少招致人们的反对:是(1)一个固定配额的体系,它限制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并对超生者科处罚款;还是(2)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它给每对夫妻发放一张可交易的、授权持有者可生育一个孩子的准生证?

这样一种狩猎的吸引力是很难理解的。它没有任何挑战,更像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旅行,而不是一项运动。狩猎者甚至不能把猎物的肉和皮作为奖品带回家。海象在美国是受保护的,因此把它的身体部位带回美国是违法的。

这项计划要比固定配额体系(如独生子女政策)少一些强制性。同时,它在经济上也更有效,因为它会把物品(在这个情形中就是指孩子)分配给最愿意为它们支付金钱的消费者。近来,两位比利时经济学家又重申了博尔丁的建议。他们指出,由于富人有可能会愿意从穷人那里购买生育许可证,所以这个计划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通过给穷人增加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来减少不平等现象。<sup><a id="ch44" href="#ch44-back">[44]</a></sup>

那么,为什么还要射杀海象呢?显然,这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射杀“狩猎俱乐部”所提供的狩猎单上的某个物种,比如,非洲的“五巨兽”(豹子、狮子、大象、犀牛和南非水牛)或北极的“大满贯”(驯鹿、麝香牛、北极熊和海象)。

让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呼吁采用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控制人口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与中国官员竭力避免的那种以费用为基础的计划生育体系极其相似。这些经济学家敦促那些需要限制人口数量的国家发放可交易的生育许可证。1964年,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就提出了一个可交易的生育准许体系,作为处理人口过剩问题的一种方式。每个妇女都可以得到一张授权她们生育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这取决于政策的规定)的准生证。她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种准生证或根据现行价格把它卖掉。博尔丁设想了这样一种市场,其间,那些渴望拥有孩子的人可以从(他以一种粗鲁的方式所说的)“穷人、修女、未婚妇女等诸如此类的人”那里购买准生证。<sup><a id="ch43" href="#ch43-back">[43]</a></sup>

很难说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很多人对此都很反感。但是请记住,市场并不会对它们所满足的各种欲望做出道德价值判断。事实上,从市场逻辑的角度来看,允许因纽特人出售他们所拥有的射杀一定数量海象的权利有很多好处。因纽特人有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而且“名册上的狩猎者”也得到了完成射杀其狩猎单上的野兽的机会,而又没有超出现行规定的捕杀配额。在这个意义上,出售射杀海象的权利就与出售生育权或排放权一样。一旦你拥有一个配额,市场逻辑就会告诉我们,允许交易的许可证可以提高公共福利。它在没有使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可以使一些人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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