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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企业家的能力，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提高效率，最终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类又一类的具体问题。</b>
例如爱佑华夏基金会，它靠着自己的努力，一年能够解决20000例先天性心脏病贫困儿童的治疗问题。这就是一个公益基金会以一己之力解决了中国一个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它解决了中国40%的贫困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可以说是很大的善举。
比如贫困儿童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公益组织会先筛选出这些贫困儿童，同时查明他们家里的贫困不足以支付这个医药费，最初的筛选是基金会遇到的最需要发挥智慧去解决的难题。基金会这个专业团队，通过互联网以及现有的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去联系医院，联系专家进行手术，这些都要靠专业的团队，用专业的精神和专业的协作方一起去解决，最终一年要做一万例甚至两万例手术。到这个程度以后，政府开始重视，发现这一类人应该由政府来管，所以现在政府就把他们纳入医保系统中。
这个事业经过2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每天都有两个公益基金会成立，一年大概就会增加六七百家，全国已经有超过7000家公益基金会，其中三分之二是由民营企业发起和成立的。每年捐款或者是募款超过1000亿人民币，这些善款多少可以解决一点社会问题或者是解决一部分社会应该解决但政府还没来得及管的，又或者政府管的效率并不高的一些社会问题。
整体过程是先由公益基金管一部分，刺激了一下，解决了一下，然后得到政府的关注，由政府来普遍性地解决问题。
<b>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注意到身边的民营企业家，每一个人都有了两重身份，第一是挣钱的身份，叫企业家；第二是捐钱的身份，叫作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或是捐款人。</b>
所以，我们讲到公益基金会，讲到企业家公益人身份时，<b>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用自己的能力和方法，用有限的资源去提高效率，解决某一个细分领域的问题，带来社会的点滴改进和文明的进步，这也是我们企业家的公益身份最重要的含义。</b>
恰好那时来了一个机会，也就是外部给我们的刺激。当时地球上有两个最有钱的人：一个叫比尔·盖茨，另一个叫沃伦·巴菲特。他们哥儿俩一块来到中国，提出了一个倡议，号召大家捐出一半的财产。他们到北京之后，举办了一个晚宴，邀请了很多企业家，有些人低调地去了，有些人高调地去了。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晚宴。在那之后呢？我们就在议论当中逐渐弄清楚了一件事，<b>民营企业的发展，的确要特别重视和帮忙解决整个社会关切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就是财富的使用和再分配问题、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或者更简单地说，我们要回答，一个企业怎么样经过财富创造的过程，让社会更和谐，而不是更动荡；不仅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b>这也是我们民营企业自身生存发展和环境进一步改善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然，还有不少同样出色的公益基金会，也都是由民营企业家创办的。为什么这些基金会能做好？因为他们善用企业的组织力量，用最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我们今天要投入更广阔的领域，在前人的基础上，还得有所进步，应该要用更专业的态度，来管理公益基金会，通过它来发展可持续的公益事业。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琢磨一件事，如果光挣钱，不去回应社会在发展当中对民营企业提出的一些道德、社会责任、对财富重新安排的要求，是不是得当，我们需要考虑。不回应那是不对的，民营企业就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就积极地思考应该怎么做，很多民营企业家经常会在一起讨论。
现在很多公益基金会募款并不顺利，特别是一些公办的基金会，募款也有局限性。相反，那些由民营企业家主导的基金会，募集资金非常快，管理非常透明，治理也非常有效。比如说，公益产品怎么互联网化，公益项目怎么产品化，民营企业家主导的基金会往往都会做得很好，也很仔细。
我记得在2006年，阿拉善SEE基金会成立不久，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全世界去学习如何做公益。这也是我第一次专门为做公益去学习。在我们之前的一些前辈，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称之为慈善，比如说在民国，甚至在更早的时期，一些乡贤、能人、企业家在乡村办学。
现在壹基金、阿拉善SEE基金会，每年都通过网络来募集公益基金，基金超过了一个亿，甚至是两个亿。这些方法、手段、技术、人才，都是在企业家做公益当中慢慢培养出来、慢慢提升的能力。
差不多20年前，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经济发展，社会上也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于是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有钱的人，要学会要脸；没钱的人，要学会努力；分钱的人，要讲究公平。这时候社会上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不能“富而不仁”。这激发了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思考。
一个企业家做公益的时候，他有自己配置资源的能力和使效益最大化的创新方法，这是他独有的，而这个能力如果赋能给公益基金会，就能够对社会、对公益事业、对解决一些问题有很大帮助。
什么叫公益？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公益又如何变化？<b>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向我们民营企业家提出的挑战，也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回应。</b>
<b>企业家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扮演的并不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早先一些知识分子、先行者、启蒙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远去，迈开步子来做公益的是他们的后继者，也就是企业家。</b>
<b>现在有不少企业家，大体上就是做赚钱、捐钱、花钱三件事。赚钱第一、捐钱第二、花钱第三。</b>因为赚钱、捐钱这两件事，基本上把90%的时间、精力都用了，唯一能花钱的就是躺着按摩一下脚，活动活动筋骨，以便走得更远、走得更好。接下来就是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迈开双脚朝前走。
<b>企业家在做公益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通过做公益能够对自己、对企业的价值观进行校正。</b>大家知道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面临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最终是需要通过价值观来判断的，我们怎样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呢？全靠企业的领导者，也就是企业家的价值观来引领。
企业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么大的心力？我想应该是从我参与发起第一个公益基金会——“爱佑华夏基金会”的时候。大概是2004年，刚刚有公益条例。到现在快20年了，我一共参与发起了18个公益基金。
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公益之后，就会注意到企业的需求在某一局部可能和社会的需求并不吻合，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时候校正我们的企业行为，让它更好地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长期的需要和利益，这就需要把公益和企业的经营互相有力地结合和校正，这个过程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不只是故宫文物保护，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的境遇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所有领域，从阿拉善的环境保护、地震灾区的救援，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甚至是一些犯人子女的教育、失足少女的挽救，再到鸟类保护、红树林保护以及长江濒危动物的救助，差不多天上、地下，男人、女人，都被企业家用钱、时间和精力逐渐覆盖了。
做公益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很多启发。通过公益我们知道，企业想要发展，必须兼顾社会环境和各方的利益。
更早一点，2019年1月，第四届马云乡村教师奖在三亚如期颁发。因为马云的努力，乡村教师这个群体回归了我们的视线。而郭广昌也发起了乡村医生精准扶贫计划。
而一个企业家开始注意到股东以外的周边社会关系、社会人群、社会问题的时候，意味着他开始有了社会责任意识。<b>社会责任说来道去，就是管身边的“闲事”，而这些闲事可能关系到你的企业能否长期发展，所以必须当真才行。</b>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在单院长上任之前，企业家们就成立了一个公立基金——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由万杰、马化腾、陈东升、王石等企业家，其中也包括我，一起发起。单院长在七年的任期当中，聚合了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力量，使故宫展现出了伟大而独特的一面。
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企业家会多了一个公益人的身份，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更多关注社会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能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汇集和善用社会资源，最终回应社会诉求，解决问题。正因为这样，中国民营企业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
前一阵，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向我推荐了故宫的“良渚与古代中国展”，因为良渚古城的遗址已经被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所以故宫就办了这么一个展览。这让我想起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尊敬的单霁翔单院长荣休。当时，不少人都表达了非常不舍的情感，也对单院长这几年把故宫重新拉回普通人的视野中所做的工作表达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