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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过去要用8块人民币才能换人家1美元，现在人家很需要人民币，所以给他6块人民币，他就愿意把他那1块美元给我们了，这就是人民币升值。但我们坚持不升。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行不行，给你6块人民币不行，一定要给你8块！
因为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了。
当1美元只值6块人民币的时候，你非要给人家8块不可，那么你就是在送价值2块的礼了；既然多买多送，那么美元就会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些美元可能是以前存的，也可能是新近印的。中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部分原因是这样造成的。来者不拒，结果是稳住了汇率，也引入了通胀。
现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变动，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因为劳动力低廉，产品质量上升，我们卖给外国人的东西多了，同时也就提高了我们购买外国货物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把换来的美元暂时攒起来不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能力花。我们总要花的。永远不花，就是傻瓜。
要马上指出，这通胀还不是什么坏事。这种通胀不是政府连年滥发钞票造成的，而是一次性的物价调整，是“稳住汇率”的自然反映，是实施“联系汇率”的必然结果。既然中国经济相对别国经济转强了，那么这种强势不在汇率上反映出来，就得在物价上反映出来。
撇开短暂和局部的误导不说，如果一个人长得很矮，你是不能通过修改度量衡来使他长高的；如果一个人很长寿，你是不能通过拨动时钟来缩短他的寿命的。也就是说，假如经济情况本身就在剧烈变动，那么就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经济指标来反映这种变动。
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有两套好方针，还有一大堆坏方针。那一大堆坏方针，其特点就是“样样兼顾”——时而要稳住汇率，又时而要稳住物价，再时而要稳住就业。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历史表明，任务越多，表现越差劲；任务越单纯，表现越出色。
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货币是一种中性的尺度。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确举足轻重，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它传递着经济信息，是因为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说货币重要，并不是它可以无中生有，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的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的繁荣。
两套好（也就是单纯）的方针：一是盯死外币，这外币可以是美元、欧元或不对外公布的一揽子外币。这样，人民币的货币发行量就跟外币流入量钩死了。流入外币越多，人民币发行量就越多。这是“联系汇率”的一般模式，中央银行实际上丧失了货币发行权。一些小地区小国家，把自己国家的货币钩在一些大国的货币上，好处是免除了政府滥发货币的危险。
那篇文章的大意有两点：一，因为中国是大国，是个蒸蒸日上的大经济体，不是小国如阿根廷、立陶宛，所以中国的中央银行，适宜以稳定物价为己任，而不适宜以稳定汇率为己任；二，若非要以稳定汇率为己任，那么被动地“输入”国外的通胀或通缩，就是不可避免的代价。
二是盯死物价。让国内保持稳定的、接近零的通胀率，好让国内的生产和生活有一个可信赖的价值尺度。这样做的同时，也就得让外汇自由流动，让汇率自由浮动。对大国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考虑，还是政治上考虑，都似乎更合适这样做。
我一向赞成“解除外汇流通管制”和“让汇率自由浮动”两者在中国并行。三个月前，人们在争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时，我写好一篇文章，但因为好几重原因，一直没有发表。没想到三个月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在转谈通胀了。事情就是这样接踵而来。
哪一种方案都有代价，都有得益者，都有受损者。汇率波动对做国际贸易的人不利，物价波动对靠存款过日子的人不利。但经济本身是波动的，避免不了，可选择的只是通过哪一种指标来反映这些波动而已。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是基于操作便利的权衡，与什么主权啊、面子啊、阴谋论啊，都没有关系。
2003年10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