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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沙德已经批准了协议，他似乎还不太相信他们已经掌控了布斯基。他几乎每天都要给林奇打电话，似乎在担心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不到那1亿美元。沙德认为：“我肯定伊万会外逃的，他随时都可能逃走。怎样阻止他呢？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钱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必须让他交罚款，我们可以冻结他的资产。”
皮特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次传讯要求布斯基提供几乎所有的交易文件和记录，并且政府要求在几周内就做出答复。这可不是常规的调查。
林奇尽量压制着不耐烦。他说：“约翰，他正在和我们合作，我们会得到钱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对他采取措施的话，大家都会知道的。我们要坚持保密，直到调查完全结束为止。”
布斯基一接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就给皮特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要谈一谈。皮特一点儿也不惊讶，这么多年来，同其他交易量很大、提交报告很多的人一样，他也经常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但是，从布斯基的语气中，皮特明白这次有点儿不同。
林奇意识到，一旦协议被批准，保密问题就会越来越难，随着消息的传播，不可避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西玛的妹妹穆里尔・斯莱特金，也就是比弗利山酒店的共同所有人，已经听说了布斯基被传讯的事。接着，圣地亚哥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布斯基受到传讯的短消息，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的焦虑。接着，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今日美国》的一个栏目上也刊登了布斯基接受传讯的事情。每天，政府的律师都在密切关注媒体，查找可能泄密的线索，但是再也没有出现任何新情况，不过他们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实际上，皮特已经打乱了自己的假期，把家人扔在了弗吉尼亚州的海滩上，自己跑回华盛顿，已经三个星期了，也没有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件事情太有爆炸性了，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甚至他的妻子也不行，而且她也没有必要知道。最初皮特每天都给妻子打个电话，说他要再待一天，也许过一天就可以回去了。后来，不等他说完，他的妻子就打断了他的话。她说：“直接告诉我你不会回来就得了，这样更容易。”
9月17日，星期一，布斯基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正式成为政府的秘密线人。第二天，他和司法部签署了认罪协议。9月15日晚上，当布斯基和古特曼同其他客人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上聚会时，他的律师们正在不分昼夜地同政府的工作人员协商最后的协议。皮特在星期日的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
皮特回答说：“我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
认罪协议除了一项罪名和同政府合作外，还包含严格的规定，要求布斯基必须讲实情：
林奇只好同意在中途找个地方见面，最后选定了波士顿。他说：“这个地方应该不错的。”
你的当事人必须一直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你的当事人必须保证不能再犯其他任何罪行。如果你的当事人再有任何犯罪行为，或者本办公室认为你的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没有提供完整、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和证词，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违反该协议的任何规定，那么，你的当事人就会受到本办公室的起诉。本办公室将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依据联邦刑法提起诉讼，罪名包括但是不仅仅限于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任何这种起诉都可能会以你当事人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为前提，而且这些信息可能会被再次利用来起诉他。
但是皮特坚持说：“我们必须现在见面，我们不能等。”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政府得到了测试布斯基的第一个机会。尽管在过去的四个多月里，布斯基在许多方面都主宰了政府律师们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从来还没有见过这位套利人。林奇和斯图克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布斯基的律师也从华盛顿飞到了纽约。卡伯里和杜南在麦迪逊大道的韦斯特伯里酒店同他们见了面，布斯基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
林奇问道：“你打电话是要谈传票的事吗？如果是的话，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等等呢，我正在休假。”
由于那是个星期天，包括卡伯里在内的多数律师都身穿便装，但是布斯基还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黑色的三件套西装。他似乎很累。在整个会见期间，他手里不停地转着一个小金属球。他非常拘谨，甚至还有些呆滞。
皮特首先对打扰林奇道了个歉，然后他接着说：“我们需要见一见，有重要事情商量。”这次皮特不是谈罗伊银行的事情，他是代表布斯基的。
在每个人都做过介绍之后，卡伯里开始开会，他说：“布斯基先生，你唯一的义务就是讲实话，否则我们就会给你判重刑的。”卡伯里鼓励布斯基向律师们讲述一下他的犯罪活动，从莱文开始讲起，他想知道布斯基讲述的同莱文的有多少一致性。卡伯里很高兴，因为布斯基没有企图淡化自己的罪行。除了几处细节之外，布斯基讲述的大致和莱文的相一致。
8月26日，星期二，林奇回到了他租赁的小木屋，发现罗伊银行的律师哈维・皮特在电话中给他留了言。他有点儿恼火，心想皮特怎么会把电话打到这里呢。但是他还是立马给皮特回了个电话，皮特正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
卡伯里引导着布斯基开始讲述西格尔、杰弗里斯、伊坎等人的情况，最后还有米尔肯的情况。在布斯基讲述时，卡伯里没有打断他，也没有探问细节问题。最后，布斯基还用自己的话总结了一下，卡伯里对此非常满意。接着，布斯基又陈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杜南一边记录，一边注意着安排布斯基进行秘密调查的机会。
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林奇对布斯基继续进行调查。第一步，在8月初，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针对布斯基和他所控制的各种机构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传票，并送给了布斯基，要求布斯基接受讯问，并提供各种文件和交易记录。传票上的问题设计巧妙，足以让布斯基明白，莱文已经把他也牵涉进来了。到林奇休假结束回来时，布斯基回复传票的时间也要到了，也许到时可能会出现很有趣的事情。林奇预见到了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代价高昂的战斗，并且，这种战斗可能是执法处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的。
接着，林奇和斯图克开始问话。由于证券法的范围较宽泛，而且民事案件要求的举证标准比较低，因此他们讯问的范围比较广泛。他们采用了分项提问的办法，把布斯基非法交易中的重大问题（如菲施巴赫公司的交易）一一讲了出来，总计大概持续了三个小时。
尽管莱文很合作，但是林奇知道要想指控布斯基仍然会很困难。林奇一直都认为，要想以内幕交易起诉套利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的交易大都是根据传言或者市场消息进行的。布斯基在多数并购中都大量交易股票，他可以声称自己拥有大量的合法消息，自己是根据这些消息进行交易的。尽管如此，在直觉的驱使下，林奇还是继续进行调查，甚至要立案审查，尽管这可能会一无所获。
布斯基的讲述没有仅仅限于“价值估计”中所涉及的人物，他不仅讲了他和伊坎一起去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事，这可能违反13D表披露的规定，而且，他还说海湾西方石油公司操纵股价也涉及穆赫伦。他说穆赫伦替他处理了许多其他交易。此外，布斯基还讲述了“价值估计”中没有提到的交易。另外，他还说他怀疑高盛公司的鲍勃・弗里曼也卷入了内幕交易。
自从5月莱文被捕以后，紧张、复杂的事情就不断出现，林奇想借此好好放松一下。但是关于伊万・布斯基的问题总是在他的脑海中回荡，很难摆脱。布斯基一案可能比林奇所想象得更大、更重要。布斯基的名声很大，甚至和股票市场扯不上什么关系的人都知道他，他也了解布斯基的神话，而且现在了解得更多。自从莱文决定认罪以来，他和卡伯里几乎每天都要通过电话联系。他们读过布斯基的书《合并狂潮》，还在电脑上进行了检索，把每一篇关于布斯基的文章都整理了出来，包括《洛杉矶时报》和《财富》杂志上让西格尔惶恐不安的那两篇文章。他们还调查了布斯基所提交的全部13D表。这些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也属于机密。
卡伯里重新开始钦佩证券法的智慧，尤其是技术层面上的一些规定。布斯基的讲述使卡伯里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秘密权益结合和操纵股价的丑闻，但是布斯基的揭露比这更深入，甚至涉及制造虚假兼并从而威胁和逼迫公司接受兼并的问题。卡伯里从来都没想到证券市场的违规活动是如此猖獗和变化多端。
每年的8月中旬都是华尔街上各公司休假的时候，大部分投资银行家都走了，他们纷纷前往汉普顿、康涅狄格州的乡下或者欧洲，只留下了一些最基层的交易员和后勤人员在坚持工作。林奇和卡伯里感到，如果他们要休假的话，最好也在这个时间。他们认为，八月份不太可能发生什么重要情况。卡伯里和妻子动身到英国的湖区度假，这是他们很早就计划好的，他们打算住在家庭旅馆。林奇和家人一起开车到了迈阿密的友谊城，这是位于佩诺布斯科特湾（Penobscot Bay）的一个小镇，他们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木屋，以前的暑假他们也来过几次。
律师们还对布斯基世界的权力等级和影响力感到震惊，他们总是认为布斯基已经是华尔街上的大人物，然而现在，他们也和布斯基的律师一样，得出了一个新结论：布斯基也只是第二级别的人物，他还要依赖米尔肯和德崇公司。
布斯基俯身把脸贴过来，都快要碰到穆拉迪恩的鼻子了。他说：“销毁它们。”
布斯基一次次地告诉卡伯里和其他的律师，米尔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对米尔肯言听计从，因为米尔肯既可以让他变富有，也可以毁了他。
“在我的办公室里。”穆拉迪恩回答。
政府的传讯工作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为了保守秘密，他们从一个酒店转移到另外一个酒店，大部分都不是在曼哈顿，而是在韦斯特切斯特县，离布斯基的家不远。在讯问期间，布斯基像往常一样，继续到曼哈顿的办公室上班，小心谨慎，以免让他手下的员工发现什么问题。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布斯基的通信系统中安装了精密的监听设备，使得他们可以了解并记录每次通话的内容。
“在家还是办公室？”布斯基仍然悄声问道。
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布斯基给和他有牵连的每一个人都打了一个电话。卡伯里等人告诉布斯基不要太急迫，不要逼着目标回话，要尽可能地表现自然。卡伯里告诉布斯基，他做秘密线人越成功，他出庭作为证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他用正常的语调回答着。
布斯基打了两个电话，但是都徒劳无获。接着，他又给西海岸经纪公司的博伊德・杰弗里斯打了个电话，这次成功了，诱使他说出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然而，西格尔尤其谨慎，甚至都不愿意接布斯基的电话。同米尔肯的谈话非常令人沮丧，米尔肯只要一接到布斯基的电话，就迫不及待地想挂掉，谈话内容也只是直接关切的事情。另外，米尔肯说话总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尽管他身边的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其他人困惑不已，不得要领。最后，政府的工作人员决定让布斯基和米尔肯当面谈一谈。
接着，布斯基悄声问道：“德崇公司的那些账单还在吗？”穆拉迪恩感到这样说话很滑稽，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其他人。
当年夏天，布斯基到丹佛参加一个为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筹款的会议。他到拉里・米泽尔家里待了一会儿，拉里是MDC公司的负责人，该公司是德崇的客户。在布斯基离开之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立即就出现了，质问米泽尔到他家的人是谁。当米泽尔确认是布斯基之后，那个特工就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米泽尔给米尔肯的销售明星吉姆・达尔打了个电话。
虽然店里几乎空无一人，但是，布斯基还是把穆拉迪恩带到地下一层，选择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座位。然后，他以近乎听不到的声音告诉穆拉迪恩，他所说的事情必须严格保守秘密，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穆拉迪恩点头表示同意。
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简直都不敢相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刚刚从我家离开。”他解释说这位特工要了解布斯基的情况。
穆拉迪恩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布斯基要干什么。他和布斯基一天要打两三次电话，却很少面谈。更奇怪的是，布斯基坚持让穆拉迪恩到西52街的帕斯特拉明・森斯咖啡厅和他见面。这是布斯基和西格尔以前曾经密谈的地方。
达尔把这件事告诉了洛厄尔・米尔肯，洛厄尔把他的哥哥迈克尔・米尔肯从交易桌边拉出来，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把达尔的话重复了一遍。迈克尔・米尔肯突然之间吓得脸都白了，就好像见了鬼一样。从那以后，米尔肯就指示手下人和布斯基打交道时要加倍小心，可能和他通话都被监听了。但是，当布斯基给米尔肯打电话约他在10月中旬见面时，米尔肯还是同意了。
布斯基一反常态，悄悄地说道：“我是伊万，你出来一下，咱们见面谈谈吧。”
不久之后，卡里・穆尔塔什接到了查尔斯・瑟恩纳的电话。卡里・穆尔塔什原来是比弗利山分部的雇员，后来转到了纽约，但是仍然负责处理米尔肯的交易。瑟恩纳负责记录布斯基和米尔肯的交易，他自己把记录都销毁了，而且他打电话告诉穆尔塔什，要求穆尔塔什也把有关的资料销毁。后来，穆尔塔什给瑟恩纳打电话，询问布斯基的“最新情况”，瑟恩纳让他确保记录都已经被销毁了。穆尔塔什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瑟恩纳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他，提到了米尔肯打算在比弗利酒店和布斯基见面。
8月的第一个星期，布斯基回到了纽约。他一回到曼哈顿的办公室就给穆拉迪恩打电话。
第二天，米尔肯给穆尔塔什打电话，说到了他打算和布斯基见面的安排。穆尔塔什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米尔肯告诉他不用担心，他说他会小心的，会把这次会面看成是“有录音的”。
他们还谈论了那530万美元的问题，这笔钱被伪装成了咨询费——这可能会成为证据，给他们带来麻烦。他们同意找个办法来支持他们的虚假解释。德崇公司可以多做一些文件，展示一下它对圣巴巴拉财务公司、斯考特・费泽公司和其他一些没有成功的交易所做的研究。但是，他们的账册（也就是瑟恩纳和穆拉迪恩一起对账的资料）怎么办呢？那些东西必须销毁。
10月中旬，布斯基和汤姆・杜南在比弗利山酒店皮特的小房间里见到了皮特。杜南现在负责处理布斯基的案子。他们三个人是分别飞到洛杉矶的，目的是不引人注意。
1986年7月，在莱文被捕之后两个月，布斯基飞到洛杉矶去见米尔肯。两个人坐在米尔肯家的游泳池边悄悄谈着。莱文的被捕对他们俩都是一个震动，这说明政府对证券业的执法力度要比以前预料得更强。米尔肯提醒布斯基，考虑到当前的形势，媒体和政府全都盯上了证券市场，他们最好限制一下交易。布斯基立即同意了。
杜南让布斯基脱下衬衫，以便把小电池和微型麦克风装上去。但是，他发现布斯基昂贵的白色礼服衬衫里面却没有穿背心。杜南不想直接把麦克风绑在布斯基的皮肤上，因此，他脱下自己的背心，让布斯基穿上。布斯基有点儿犹豫，杜南命令他立即穿上。
“游戏”结束了。
皮特风趣地说：“伊万的皮肤一接触低于250美元以下的背心就会出荨麻疹。”
然而，公诉人现在对莱文的表现非常满意，戈特尔法官对莱文的合作也很高兴。法官在宣判书中说：“他承认犯罪，并且和政府合作，而且他的合作确实非常出色。通过他提供的信息，政府在华尔街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内幕消息圈。”最后，法官判处莱文两年徒刑，并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1,160万美元罚款之外，再罚款36.2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