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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刑事调查案件中一个私人被告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媒体攻势，这次大会只是这一攻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目的是转移人们对米尔肯被指控的违法行为的注意力，并树立他在全国的声誉。公众舆论可以用来左右刑事调查的结果，但是其影响究竟多大，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检验。
同以前一样，这次大会也禁止媒体采访，但是许多记者仍然来到了比弗利山希尔顿酒店。他们没有遭到驱逐，但是却被密切监视着，不允许进入会场。只有指定的参会者，如鲜果布衣公司（Fruit-of-the-Loom）的总裁威廉・法利才允许向记者发表评论，而且评论内容必须由德崇公司仔细审核，以突出该大会的主题。
在垃圾债券大会之后不久，德崇公司就在整个公司发起了一个长达两周的垃圾债券庆祝活动，包括举行体育比赛、举办演讲和放映电影等，极力吹捧垃圾债券的光辉业绩和它们对美国的贡献。在大会上，该公司首次宣布了一项改变政策的决议。长期以来，德崇公司一直想用流行的“高收益”一词替代“垃圾”一词，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决定对“垃圾”一词突出宣传。员工们收到了公司的徽章，上面印着：垃圾债券让美国健康成长。在一个片子中，约瑟夫和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林顿一同唱出了一句歌词：“艰难之路，唯德崇行。”
会议的基调应该是暗示，政府的调查对德崇公司和米尔肯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很显然，在负面报道的共同影响下，这样做正在付出代价。约瑟夫面容憔悴，而穆尔塔什甚至更为糟糕。相比而言，米尔肯的一切——他的精力、他的行为举止、他的一直在场——都在传达着一种信心。一位参会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我看来，米尔肯根本没有一丝问心有愧的感觉。我认为，这就是说，他要么无罪，要么就是毫无良知。”
该公司还在报纸上登了整版的广告，展现了垃圾债券所谓的受益人。当然，受益人不是米尔肯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如卡尔或者斯皮格尔，而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男子和他怀孕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他们全家站在一座即将完工的新家面前。这个幸福家庭的场景和垃圾债券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该新家的建筑商霍范尼安公司（Hovanian）是德崇公司的一个客户。广告上声称，在垃圾债券的支持下，该公司能够为“5万人提供住房，帮助2万人谋生”。此外，德崇公司还投入400万美元在电视上展开广告攻势。广告设计得同样煽情，里面展示了一座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维代利亚市的发电厂，该厂是由德崇公司的垃圾债券资助建造的。据说，该厂吸纳了贫困的维代利亚市的大量失业工人，降低了失业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劳丽・科恩指出，这则广告根本就不是在维代利亚市拍摄的，该厂的大多数工人都居住在其他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的劳动部门也对广告所声称的该厂降低了失业率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科恩的这篇文章见诸报端之后，德崇公司的许多员工都愤怒不已。
米尔肯也讲述了类似的主题，并且开始推销他作为“国家财富”的新形象。在开幕词中，他没有提到恶意收购，而是重点讲述了垃圾债券是如何促进中等规模企业的成长以及如何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的。布恩・皮肯斯原来计划把为并购激情辩护和股东民主作为演讲的关键词。德崇公司审查了他拟定的发言稿，没有通过，他就改变了主题，索然无味地谈了谈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经济形势。
电视广告只是媒体攻势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和公司中米尔肯阵营的其他人都开始对米尔肯在媒体中形象的各个方面实施控制。他们对报道米尔肯的每个记者都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他们对米尔肯的支持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程度对他们“评级”。米尔肯的阵营把记者大致分为两大类别：理论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理论主义者可以指望支持米尔肯，因为他们持有类似的政治观念；实用主义者需要米尔肯阵营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无法独自获得新闻。
该公司在宣传公关。当片中斯通集装箱公司的一位员工说他愿意和任何拥护垃圾债券的人“握手”时，观众中一位愤世嫉俗的人脱口说道：“我们给那家伙付了多少钱？”在片子结束时，解说员说出了德崇公司因政府调查而确定的新主题：“高收益债券融资和德崇公司——帮助美国运转。”观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米尔肯的团队最喜欢的理论主义记者就是爱德华・J.爱泼斯坦，他是《曼哈顿公司》（Manhattan Inc.）的专栏作家，也是第一批撰文支持米尔肯的记者之一，他曾经报道说米尔肯正在遭受检察官们的不公正追查。爱泼斯坦所表现的主题激发了里根执政时期放宽管制政策和供应经济学派支持者们的强烈共鸣。在经过威廉斯的面试之后，爱泼斯坦成为第一个获准采访米尔肯的记者。但是，米尔肯不允许爱泼斯坦对调查提出任何问题。
很显然，这次会议的真正听众不是在比弗利山分部，而是在国会，甚至在全美国。今年的会议论调和往年截然不同。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那种无拘无束、无所不能的感觉随着愉快兴奋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恩格尔8号别墅的聚会仍然只允许男客参与，这和随后在蔡森餐厅举行的晚宴，与往年比起来都有点儿呆板。耀眼炫目的摇滚录像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名叫《德雷克塞尔公司帮助美国》的类似纪录片的片子，里面出现了德崇公司大客户的员工，他们对垃圾债券大加颂扬，并满怀深情地盛赞该公司。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作者成了支持米尔肯路线的最强有力的代言人。他们似乎支持反正统流派的“创造性破坏”，他们相信其中有米尔肯的功劳，并且对证券法表现出了几乎毫无掩饰的蔑视，认为这是政府对革新和企业家精神的不必要的限制。
当1987年的“捕食者大会”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召开时，会场弥漫着一股恐惧的气息。每天都有谣言说，政府要发动大规模的突然查抄，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被捕让这些传言似乎更加可信。然而，恩格尔对此根本不害怕，他挺身而出应对这些挑战。1987年的高收益债券大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2,500多名参与者，充分展示了客户对德崇公司的忠诚。
随着1987年盛夏的逐渐退去，一种不安的平静降临华尔街。合作的时期显然已经结束，这种合作以布斯基和西格尔的认罪协议为高潮。现在，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新起诉似乎更为遥远。除了在继续调查中直接牵涉到的事情外，这个丑闻似乎已经隐退到了历史之中。
在恩格尔回归之后还不到一个月，约瑟夫就劝说他从联合主管的职位退出，重新做顾问。毕竟，恩格尔现在仍然负责捕食者大会的工作，这个会议现在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因为政府正在对德崇公司进行调查，这种会议可以显示它的实力。
套利人们又一次开始庆祝。布斯基的认罪导致股市下跌，给套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弥补回来了。他们所拥有的资金甚至比以前更多，他们纷纷把这些资金投入实际的或者是预期的收购目标公司的股票。股市上涨得更高，在8月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超过了2,700点。小道消息称，到年底道指将会达到3,000点。
恩格尔一胜利回归就把投资银行集团更名为“客户关系集团”，并且没有和安德森等人协商。安德森怒气冲冲地跑到约瑟夫的办公室，威胁着要辞职。斯蒂芬・温罗思一开始就反对恩格尔的回归，他也威胁要离开。东海岸派系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效仿。
约瑟夫竭力提醒德崇公司的员工们要警惕不断高涨的市场热潮，尤其是小心股东们在公司兼并和杠杆收购中得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高价。那年秋天，他同米尔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其他员工见了面，告诉他们德崇公司必须准备接受垃圾债券市场巨大份额的萎缩。约瑟夫督促说：“让其他人做这些交易吧。你们必须让订单和客户到其他地方去。”大家似乎都点头表示了同意，包括米尔肯，尽管“放走”客户的想法让他痛恨不已。
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这次，约瑟夫又向米尔肯的阵营妥协了。约瑟夫告诉恩格尔：“迈克尔想让你做这件事，我们需要你。”恩格尔同意在1987年1月回到投资银行业务部，担任联合主管。他还想法保持了他的补偿协议，并坚持直接向约瑟夫汇报，而不是名义上和他平起平坐的巴彻勒或者安德森。
美国股市不久之后就施行了自我制约。第一次震荡是在10月14日出现的，当天从华盛顿传来谣言说，国会即将立法，准备限制恶意收购融资中利息的扣除。许多股票的价格原来在人们对收购的期望下被推到了过高的水平，现在这些股票似乎都陷入了危险之中。有人开始低价抛售，最初是慢慢地，因为有些套利人介入进来以低价收购股票。但是，紧接着，抛售就更为迅速起来，因为一些投资机构为了锁定未实现的利润开始迅速清仓。10月15日和16日（即星期四和星期五），股市每天都下跌100多点。
约瑟夫一开始不同意，巴彻勒和安德森一派也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然而，米尔肯强调说，在艰难时期，“客户关系”最为重要。米尔肯说他自己的关系正在拯救公司，并且补充说恩格尔似乎是德崇公司中除他之外唯一一个懂得如何培养客户忠诚的人。很显然，这是对巴彻勒、安德森以及他们东海岸公司金融部人员的侮辱。
那两天，米尔肯都坐在交易桌前，他向德崇公司的客户保证，现存的垃圾债券不会受到被提议的立法的直接影响，并继续做市。然而，他要为市场的震荡承担间接的责任，因为是他表示并购可以以前所未有的价格得到融资。股市震荡之前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上升到了2,700点以上，这是由股价的大幅上升而造成的，而米尔肯正是幕后的推手，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在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约瑟夫似乎决定把他和公司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米尔肯的身上。甚至早在布斯基的丑闻公开之前，约瑟夫就希望G.克里斯蒂安・“克里斯”・安德森所率领的以纽约为基地的投资银行集团可以发展成为一支东海岸客户开发小组，从而和米尔肯的西海岸小组相抗衡。但是，这个希望却没有实现。因此，米尔肯坚持要把唐纳德・恩格尔召回来，以重新恢复德崇公司的客户开发能力。恩格尔对米尔肯极为忠诚，因为道德缺失而被约瑟夫解雇。
接着，在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跌幅超过了500点，创有史以来单日损失的纪录。投资者们开始疯狂地抛售，几乎每只股票都在猛跌，收购目标公司和最为安全的蓝筹股公司的股票也是如此。市场接近崩溃，尤其是在10月20日星期二，股市进一步下跌，只是下午有所止跌回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许多做市商都缺乏资金来收购遭抛售的股票。美联储不得不拿出大笔现金来救市。
在布斯基出事的消息被披露之后，约瑟夫就聘请了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 Manges）的高级合伙人伊拉・米尔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师，该律师事务所是纽约一家著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米尔斯坦迅速得出结论：约瑟夫个人不会承担刑事责任。然而，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法律层面来说，他提醒约瑟夫，米尔肯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麻烦，对约瑟夫来说最佳的策略就是从德崇公司辞职。约瑟夫听到这个建议后大吃一惊。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他坚持向米尔斯坦说，米尔肯非常富有，这样一个人堕落到犯罪是无稽之谈。
同1929年的大崩溃不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没有造成全国性的经济萧条。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崩溃，而不是经济崩溃。公司收益仍然非常可观，美国公众继续消费，甚至股市自身也从低谷中开始反弹。垃圾债券在经历了最初的暴跌之后，却成了更为安全的国债，恢复的速度更快，部分是因为米尔肯不辞辛劳地宣传垃圾债券仍然是可靠的投资。确实，他告诉他的大客户们介入进来，并购买更多的垃圾债券，而他们也按照他的话做了。米尔肯对他巨大客户网的影响力使他在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德崇公司的新业务却受到了影响。该公司失去了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动力。它不得不放弃了购买世贸中心7号楼作为自己办公楼的计划，它憎恨的对手所罗门兄弟公司买到了这座大楼。德崇公司支持的恶意收购的报价也失去了其心理影响力。佩雷尔曼退出了对吉列公司的收购，伊坎收购USX公司的失败被看作德崇公司的失败。但是，德崇公司迫切希望与恶意收购中备受争议的角色拉开距离。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没有再支持任何一起恶意收购活动。
然而，市场的暴跌却造成了实际的破坏。小投资者们损失惨重，许多人都对这次经历痛不欲生，决定永远退出股市。这些投资者已经对市场的公正充满了怀疑，现在他们也相信股市是受到专业人士操纵的游戏。投资者的这种态度最终将会严重地损害国家的融资体系——正如证券法起草者所担心的那样。
这些客户们纷纷做出了反应。尽管德崇公司随时都可能被指控或者被提起诉讼，但是它仍然完成了一系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宗垃圾债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德崇公司的客户给它施加压力，迫使它合作；相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客户都会像米尔肯一样和政府大胆对抗。考虑到米尔肯对许多客户仍然有着控制能力，这些客户别无选择。
华尔街上到处都是受害者。从深远的程度上来说，人们的心态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挣大钱了，他们也不再那样期望了，工作也失去了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