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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避税吗？”杜南继续问道。琼斯突然之间好像有点儿惴惴不安。
自从布斯基的认罪协议击碎了穆赫伦的人性观之后，他的精神状况几乎在不断地恶化。在获悉布斯基这个他仍然认为是朋友的人可能会把他牵连进去（穆赫伦称这是“背叛”他）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更为糟糕。
“是的。”琼斯犹犹豫豫地回答说。
在去年的1月，穆赫伦收到了和布斯基有关的传票，上面清楚地罗列了被指控的寄存交易安排，最开始的就是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这是穆赫伦在1985年替布斯基做的。穆赫伦的反应是：“那又如何呢？”他认为这是在帮布斯基的忙，谁会在乎这呢？当然，这也不是犯罪。
“你们在为他们做寄存交易吗？”杜南问道。
穆赫伦只是不能相信布斯基或者达维多夫竟然会说他的坏话。但是，他听说穆拉迪恩正在和政府合作。穆赫伦用来向布斯基支付被指控的寄存股票的收益时所使用的发票在传票中显得非常突出。穆赫伦猜想可能是穆拉迪恩向政府透露的这些情况。
杜南按响了琼斯家的门铃，琼斯打开门。她身材矮小，深褐色卷发。杜南礼貌地问道：“我可以和你谈谈吗?”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并且说带给了她一份联邦传票。琼斯请杜南进屋，杜南迅速简要讲述了德崇公司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并且表示他已经对相关的情况有所了解。一开始，两人的谈话还很顺利，琼斯坦白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各种细节。接着，杜南谈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1987年2月，穆赫伦又收到了一张传票，上面问到了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被操纵的问题，当时，布斯基和伊坎曾经联合威胁过该公司。这也没有困扰穆赫伦。当他的律师肯尼思・比亚尔金拒绝让他作证时，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尔亚金提醒他说：“这是一种政治迫害。”比尔亚金坚持让穆赫伦再咨询一下刑事律师，并向他推荐了奥托・奥伯迈尔。
琼斯从14岁就离开了新泽西的家，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工作。她参加进修课程获得了高中文凭。现在，她只有25岁，年薪就已经达到了11.7万美元，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助理。琼斯在布鲁斯・纽伯格手下工作，而且她的办公地点距米尔肯只有一步之遥。琼斯每天早上5点半就来到办公室，整天的工作就是为纽伯格写指令，并发给不同的交易所。有时，她要同时接听3个电话。她工作非常努力，已经过上了一种舒适和安全的生活，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她属于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和提拔的人。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穆赫伦一样满不在乎。他的一些投资人都很担心，并问了一些烦人的问题，如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情况“被曝光”。律师们不断来找他，而穆赫伦对律师们并不怎么有好感。但是，这一年即将结束，而政府的调查活动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
贝尔德和卡图希罗还邀请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参与此案。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被搜查的当天，杜南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然后驱车来到莉萨・琼斯的家。她住在洛杉矶北部一座现代风格的公寓楼里，当杜南到她家门口时，已经接近晚上10点了。
从经济上来说，穆赫伦在10月之前都很不错，收益很多。布斯基脱离套利界增加了他的获利机会，因为竞争减少了。1987年的前9个月，穆赫伦的账面收益为1.2亿美元。他做得比布斯基给他提供内幕消息时还要好。
这些执法人员蜂拥进入电梯，然后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玻璃门冲进办公室。在出示了搜查证之后，他们纷纷进入各个办公室，而员工们全都惊呆了，恐慌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搜查完毕之前，任何人不准离开办公室。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都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搜查时，他们运走了300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就包含最为重要的东西——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接着就是10月19日的股市暴跌。同其他的套利人一样，穆赫伦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仅现金损失就高达8,000万美元。和他的许多同事不同，他似乎对身边的动荡、混乱和恐慌非常激动。当股市暴跌时，他在交易大厅跳来跳去，大喊道：“我们要把损失弥补回来。”他之所以非常激动，是因为这种暴跌给了他一个新的挑战、新的机会，使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击败更多的对手。穆赫伦经常喜怒无常，即使对他这一点早已习惯的人看来，他这种反应似乎也有点儿不太合适，毕竟一下子损失了8,000万美元啊。然而，穆赫伦却以全新的激情重新投入工作当中，大胆出手，将剩余的资金投到股市，而他的对手们正在收拾行装准备撤退。当年结束时，他的回报率高达18%，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收益。
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讯问之后几个星期，也就是12月中旬的一天，几辆警车停在了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座很不显眼的办公楼前，这座楼依稀看来像是殖民地时代的风格，这就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办公楼。圣诞节即将来临，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装饰一新，不远处就是普利斯顿大学的大门口，里面是宁静的校园。警车停稳后，50名联邦执法官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背心。
然而，即使在十二月份穆赫伦的业务恢复得很顺利，他也仍然表现得非常怪异。在此期间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穆赫伦和他的朋友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吃晚饭。斯普林斯廷刚刚完成一张新唱片，为了配合唱片的发行，他计划举行巡回演出，他兴奋地和穆赫伦谈论着。接着，穆赫伦提到，他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看到过巴拿马铁腕总统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照片。穆赫伦说：“诺列加是美国压迫的受害者。”斯普林斯廷似乎非常困惑。接着，穆赫伦提到了美国犹他州的辛格案，在该案中，州政府的警察包围了摩门教堂爆炸案一个嫌疑人的家。穆赫伦说：“这个州是专制统治。”斯普林斯廷没有理会这些煽动性的话。
尽管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一事上招致了负面报道，但是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再次实行强硬打击而有所畏惧。根据黑尔披露的情况，他们迅速获得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办公室的搜查证，理由是涉嫌偷税漏税，但是没有提到德崇公司或者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手段更加强硬，这可以从检察官们的行动中得到印证。从他们现在的行动中似乎可以看出，以前抓捕弗里曼等套利人的问题并不在于检察官办公室过于严厉，相反，问题是他们还不够强硬，没有对嫌疑人产生震慑，迫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曾经办理过黑手党和毒品案的检察官，贝尔德明白，他的嫌疑目标明白什么是强力。在朱利安尼的批准下，贝尔德计划实施一次大搜查，同这次行动相比，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行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不久，穆赫伦就开始带着一把装了子弹的武器外出，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他现在得出结论，警察和政府的检察官是一伙的，都在试图把他牵涉到布斯基的丑闻之中。穆赫伦感到他应该武装起来，以便警察杀他时可以自卫。他现在深信所有的警察都企图杀他，以至于当他看到警察朝他走来时，都会迅速跑到旁边去。
贝尔德和卡图希罗决定，要在黑尔被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对他提供的信息迅速展开调查。幸运的是，他已经被解雇了，这就让他和以前的同事们疏远了很多，因此，他自己向别人透露他和政府合作的风险几乎没有了。然而，信息在辩护人律师之间的传播将会很快。检察官们尤其担心那些磁带。黑尔说，按照惯例他们一般在6个月之后销毁磁带，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知道黑尔泄露情况的话，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12月的一个星期五，穆赫伦没有出现在办公室里。他的同事们得知，他按时乘直升机来上班了，然后在曼哈顿南部的炮台公园停机坪降落，接着就不知所终了。
虽然黑尔并没有向检察官们提供关于里甘和弗里曼之间关系的情况，但是，他突然之间成为调查活动中最为意外的证人，给检察官们提供了更多可供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崇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获悉内情的参与者。并且，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叫莉萨・安・琼斯，她可能会确证黑尔所讲述的大部分情况，因为她常常帮纽伯格处理交易。此外，黑尔还披露了一个情况，关于寄存交易计划的谈话很有可能被无意之中录了音。黑尔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保持着一种录音制度的习惯，常常将公司交易员的谈话录制下来，尽管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管。这样的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常常是为了解决和客户之间关于命令和执行情况的纠纷。
穆赫伦身穿平常穿的卡其布裤子和T恤衫，没有穿外套，从曼哈顿南端的炮台公园徒步走到了北端的哈莱姆和华盛顿高地。穆赫伦也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服用以前定期服用的含锂药物了，因为这种药对身体的副作用比较大。他感到想自杀。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四年一个周期的“黑色情绪”又开始困扰他了。
黑尔告诉贝尔德，当他不愿意执行这种计划时，他就被解雇了。
然而，穆赫伦似乎已经从这些异常行为中恢复过来了。然后，在1988年1月，有消息传来，达维多夫同意合作，并承认一项重罪。现在，穆赫伦可能也会被达维多夫牵涉进去。他从律师那里获悉，是布斯基把达维多夫牵涉进去的，这就意味着布斯基可能也把他牵涉进去了。更为糟糕的是，达维多夫所承认的那项罪名就是通过寄存计划逃避净资产管理规定，而这正是穆赫伦坚持认为不能算作犯罪活动的指控。
黑尔解释说，当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就指派他负责处理所谓的“避税寄存”交易，这使他非常担忧，因为这中间存在着明显的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满不在乎。在一次由公司其他人员参与的会议上，伯克曼毫无顾虑地说：“国内税务局根本没有人力来分辨这些交易，也没有能力将它们弄清楚。”伯克曼指示黑尔先将一些证券卖出去，然后再以稍微不同的价格买回来，以此达到“掩盖”这种计划的目的。他还告诉黑尔把数量和价格记录下来，做成他所谓的“寄存清单”。
穆赫伦再次陷入了绝望之中，郁闷地沉思着他以前这些朋友最近对他的这种严重的背叛。实际上，他是顶着压力在作证时没有出卖朋友、以前在斯皮尔・利兹・凯洛格公司的同事，以及贝尔兹伯格家族。他什么也没有说。
根据黑尔的讲述，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经常在德崇公司和美林公司“寄存”股票，制造虚假的损失，从而欺骗国内税务局。在德崇公司的联系人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线咬断的那个人。为了制造损失，达到避税的目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常常以亏本价将证券“卖给”德崇公司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之后再以同样或者稍高的价格“买”回来。黑尔说，这种交易确实是虚假的，因为德崇公司不承担所有权的任何风险。德崇公司这样做，只是帮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忙，目的是让该公司成为受它控制的客户，当德崇公司的销售人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就会乐意，甚至迫切渴望购买。
2月15日星期一，穆赫伦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甚至没去上班。星期二，他的情绪又转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极其兴奋，过于活跃。他一早就去找牙医，然后又兴高采烈地去办公室。他告诉同事们说，大家工作一直都很努力，值得放松一下。穆赫伦租赁了下周一的5架直升机，然后他对大家说，下周一股市一闭市，他就会带着大家飞到大西洋城，尽情赌博和狂欢，想玩多久都行，第二天早上股市开盘前飞回来，所有的费用都由穆赫伦承担。即使按照穆赫伦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慷慨。
当黑尔突然开始谈起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各种违法活动时，贝尔德几乎无法压制心中越来越强烈的兴奋。这种事情远远超出了检察官们的想象，他们全都喜不自禁。似乎政府现在不仅可以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及其高管立案调查，并且，根据黑尔所讲，该公司的主要同谋不是别人，正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突然之间，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活动看起来像是连接反欺诈处两起最大案件之间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