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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穆赫伦的精神状态继续恶化。他也越来越焦虑和好斗，颠来倒去地说着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对他的背叛。他说他想杀掉他们。最后，他的妻子南希给当地的警察打了个电话，说她非常担心丈夫的情绪状态和行为举止，因为他手里有武器，并且说他似乎被布斯基搞得非常焦躁不安和苦恼。警方派出一辆巡逻车，停在了北区大道穆赫伦家的院子大门口附近。
贝尔德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朱利安尼让他担任证券反欺诈处负责人的要求。他知道，他要在公众的关注之下负责本办公室两起最为重要的案子，也就是弗里曼和米尔肯的案子。他明白，朱利安尼的政治前途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信誉都将取决于这两起案子的结果。他必须获胜。
不一会儿，穆赫伦从房子里出来了。他上了汽车，朝着大门口开来。警察把车往前开了开，在大门口处挡住了穆赫伦的路。然后，警察从车里下来，来到穆赫伦的车旁，立即就看到了后座上的手枪。警察把枪拿走了，但是没有逮捕穆赫伦，因为穆赫伦有持枪证，并且他也没有将武器带出自己的家。穆赫伦似乎极为愤怒焦躁，但是他开车回去了。
卡伯里身材肥胖，诙谐幽默，而贝尔德则完全相反，身材高挑、消瘦，严肃认真，说话轻声细语。贝尔德生长在美国的中西部，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他的风格比卡伯里甚至还要强硬。由于他曾经在最为艰难的执法领域工作过，因此，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被捕并当众被铐上手铐并没有感到烦恼。他的是非观念极为鲜明，这一点和朱利安尼很相似。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穆赫伦又从家里出来，匆匆上了汽车，带着他的运动包，里面装着突击步枪和军装。这次，他猛踩油门，直接冲到了大街上，警车没有来得及堵住他。当穆赫伦加速前进时，又来了一辆警车。追了没多远，警车就把穆赫伦给逼停了。
朱利安尼立即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欺诈处的负责人，希望借此得到支撑，重获主动。布鲁斯・贝尔德是朱利安尼的高级助理之一，多年前和朱利安尼在司法部是同事，后来在1980年加入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成功地处理过一些有组织的犯罪案件。他先是任缉毒处的负责人，后来又成为刑事处的负责人。他曾经在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 & Wardwell）做过合伙人，对证券法有所了解。达维是一家声望很高的律师事务所，现在同凯寿（Kaye, Scholer）律师事务所一起担任弗里曼的代理。
警察朝着穆赫伦的车走过来，大喊道：“你想让我开车直接撞你吗？”
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卡伯里立即开始找工作。8月，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Jones, Day, Reavis & Pogue）和卡伯里联系，邀请他到该律师事务所纽约办事处负责白领辩护业务。这是一家大型的全国性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克利夫兰。卡伯里甚至不知道该律师事务所在纽约还有办事处，他立即飞到了克利夫兰，同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渴望赶紧结束找工作的奔波，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立即接受了他们的邀请。10月，他离开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原本这应该是一个功成身退，现在看来却似乎更像退却。
穆赫伦认识这两个警察，他们负责这片地区的治安。他们过来之后，穆赫伦就开始唠唠叨叨地谴责布斯基和达维多夫，他说“如果没有布斯基和达维多夫，就不会有猎头行动”。他咆哮着说，他对司法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声称前几天已经到达维多夫家里探过路，希望找机会干掉他。现在，他要去找布斯基。当警察询问他的精神状态时，穆赫伦说他“足够聪明”，可以假装精神错乱，一旦被释放出来，他还会去杀布斯基和达维多夫。警察逮捕了他，指控他没有带持枪证就把步枪带出家门。
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很害怕到陌生人面前推销自己。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很难相信卡伯里会放弃对米尔肯的调查。他正置身于一场执法行动，而这场行动可能会重塑华尔街的基本态度，整顿全美国的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次调查活动的中心，当卡伯里最初取得莱文合作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要将米尔肯这样的顶级人物拿下。现在，他怎么能够中途退出撒手不管呢？
穆赫伦被指控谋杀未遂。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警察很难弄清楚他真正想干什么。也有可能是他想被抓起来，也许他希望待在监狱里，这样相对安全些。穆赫伦没有把步枪藏起来，他承认把枪带到外面是违法的。实际上，当警察考虑以什么理由逮捕他时，是穆赫伦自己建议警察这样指控他的。尽管穆赫伦说他前几天到达维多夫的家中探过路，但后来他说他没有去过。他只是吹牛，说说气话，他说他在躁狂抑郁症发作时经常这样。然而，穆赫伦的行为不能完全用精神问题而导致的结果来开脱。他已经被布斯基和达维多夫牵连进去了，他们很可能成为对他不利的证人。他打算杀死他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很多这样的犯罪先例。
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卡伯里的许多同事并不认为这就是充分的解释。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朱利安尼已经对卡伯里失去了信任，尽管朱利安尼并不承认。没有了信任会让任何具有卡伯里那样自信和专业知识的人对工作失去热情，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当天晚上，警方把穆赫伦关到了蒙莫斯县的监狱。他们还通知了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布斯基正在那里接受传讯。布斯基听到事情的奇怪发展之后，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原来就对自己的安全非常担心，现在他甚至更加恐惧了。他问道他是否可以立即开始服刑，他认为在监狱中可能会更安全些。
在柯伦的聚会之后不久，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在低潮中挣扎着重聚动力和士气，而卡伯里则突然宣布辞职，让同事们大吃一惊。他公开地说，辞职只是因为德崇公司和弗里曼这两起重要的调查可能要耗费好几年的工夫。此外，弗里曼的案子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太大的挑战，和米尔肯的案子不同，没有那么复杂，只涉及相对简单的内幕消息交换，只需要做惯常的确证工作就行。不过，他辞职还有其他的原因。卡伯里感到，当1986年他被任命为反欺诈处的负责人时，他在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时间太长了，已经超过了通常3~4年的任期。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8年，他的亲密朋友已经离开了，现在他也该“活动”一下了。
第二天早上，穆赫伦被带到了新泽西州的一个临时法庭，他的左手腕和其他十几个嫌疑犯被铐在一起。南希和他的父母都来旁听，穆赫伦被指控两项和武器有关的罪名，保释金为1.75万美元，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同一天，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也拿到了逮捕穆赫伦的逮捕证，指控他威胁和企图威胁一个联邦案件的证人。穆赫伦在新泽西提出了保释申请，并被带到了纽约大都会拘禁中心。在他被捕之后数日，他的杰米证券公司开始进入正式解散程序。该公司曾经让华尔街无比敬畏，它的客户包括显赫的蒂施家族（Tisch）和贝尔兹伯格家族。无论穆赫伦一案的法律诉讼结果如何，他在华尔街的事业似乎就要像流星一样陨落了。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受到打击最大的似乎是卡伯里。他像往常一样神秘莫测，但是似乎缺少了热情。负面报道是令人痛苦的。卡伯里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甚至正面的宣传也会让他坐卧不安。
与莱文和泰伯尔不同，穆赫伦在大都会拘禁中心不是待了一天就被释放了。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极力反对批准穆赫伦的保释申请，他们声称穆赫伦对布斯基和达维多夫仍然是个危险人物，应该被继续拘禁起来。在保释穆赫伦的听证会上，检察官告诉法官：“这是一起最严重的企图妨碍司法的案子。”听证会一连持续了好几天，穆赫伦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被带到了法庭，他的妻子和其他亲属们把法庭挤得满满的，他不时向他们挥挥手，勉强微笑一下。
拉科夫本来希望友好地讨论，但是现在，威尔逊的话激怒了他。他反驳道：“那不公平，我总是说，他能提供的就这么多了。他完全坦白了，撤诉是你先提出来的。”
在大都会拘禁中心，穆赫伦非常高兴，因为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而且他很庆幸曾和斯普林斯廷在一起健身。他的身边都是一些顽固的要犯，包括纽约西帮（Westies）和孟山都帮（Monsanto）的成员。拘禁中心没有牢房给他了，他只好睡在过道的一个简易小床上，他感到在这里尤其容易受到攻击。除星期天外，每天早上他都在5点半被叫醒，先洗漱，然后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带到囚车上，在上面等着出庭受审，通常要一直等到9点半或者10点。由于穆赫伦重新开始服药，他的抑郁症得到了缓解。他成了囚车中最受欢迎的人，常常和其他的囚犯一起打牌、聊天，消磨时间。很快，他就成了安东尼・萨莱诺面前的红人。安东尼・萨莱诺绰号“胖托尼”，据说是黑手党的大佬。穆赫伦还和姆舒卢・沙库尔建立起了一种关系。沙库尔自称是一个革命者，也是布林克斯抢劫案的被告。穆赫伦仔细地聆听他讲述激进的左翼政治理论，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沙库尔声称，自己过去常常用抢来的钱救济穷人。穆赫伦对他说，自己非常敬佩他的这种奉献精神。
威尔逊立即替朱利安尼辩护，他说：“你在说什么呢？是你们那家伙的错，导致我们必须进行大量的确证工作。”他说的那家伙是指西格尔。
穆赫伦每被关押一天，他认罪的压力就增加一分。奥伯迈尔不断向他建议，劝他屈服和认罪，这让穆赫伦非常烦恼。政府表示，如果穆赫伦愿意承认寄存股票的罪名，并同政府合作的话，就会被撤销关于武器和证人的罪名。穆赫伦拒绝了。现在，他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这使得他更为坚定地反对承认一项他认为没有犯的罪。最后，穆赫伦在监狱中被关了近两个星期之后，奥伯迈尔同政府达成了协议，政府同意释放穆赫伦，让他到监管最严的卡里尔中心（Carrier Facility）接受治疗。这是新泽西州一个私人精神病院，声誉很高。
在当晚的聚会上，杰德・拉科夫来到霍华德・威尔逊的身旁，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是一起前所未闻的大案啊，可是你们却搞砸了。”
在穆赫伦离开大都会拘禁中心时，萨莱诺走到他的身边，祝他万事如意。萨莱诺说：“你不会有事的。”说着，他亲切地拍着穆赫伦的后背，“你是华尔街上唯一的正人君子，不是告密者。”
这一天正好是政府要求撤销对弗里曼等人诉讼的那天，而弗里曼是柯伦的客户。在聚会的大餐厅里，大家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几乎一致地批评该办公室的这种行动。有些人甚至责备高盛公司，说如果被告不是这样有钱有势的话，就不会引发这样的喧嚣，当然也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寥寥无几。撤诉至少让检察官们非常尴尬，更为糟糕的是，它也反映了该办公室的无能，损害了其声誉。
穆赫伦坚决声明：“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坏事要告诉他们。”
1987年5月13日，是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年度聚会的日子，许多助理检察官和纽约南区的校友纷纷来到公园大道兵工厂大厦参加当年的年会。他们全都穿着深色套装和正式礼服，看上去有点儿呆板。这种年度聚会是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目的是把在那里工作和曾经工作过的律师们召集在一起，以维持一种非正式的校友关系网络。今年的主办人是保罗・柯伦。
“哦，是的。”萨莱诺一边带着夸张的讽刺意味咯咯笑着，一边转动着眼睛，“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