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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利普顿是他的导师,对他非常重要。西格尔仍然不知道利普顿和他的律师事务所正在做高盛公司的代理,他重复了一遍先前说过的道歉的话,并且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并且绝望地等待着一些同情或者宽恕。
在拉科夫的办公室,他在西格尔一案上的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说:“马丁,昨天你太低落,今天你又太高兴了。”
最后,利普顿说:“我要看看能为你做些什么。”即使利普顿冰冷的脸上只露出一丝神采,也会让西格尔大受鼓舞的。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星期六,西格尔和简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西格尔感觉比前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又把自己的事情跟妻子倾诉了一番,他认为已经得到了她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支持他的。他感到身上的重担被卸下来了。他信任政府,他要改正错误。他会受到惩罚,但是,之后一切都会过去的。他认为政府似乎有点儿像他的父母,现在,政府会关心他的。
接着,西格尔又给凯茜打了个电话,这次是让她到拉科夫的办公室。当她赶到那里时,西格尔把她领到了一个会议室,然后关上了门。西格尔对她说:“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让你失望了。”他感到好像是在向自己的女儿坦白一样。凯茜似乎还是不太明白,他告诉她说他犯了内幕交易罪。
西格尔坚持说:“我想认罪,我也想赎罪。我不打算抗争,除非你亲口告诉我让我抗争到底。”
凯茜突然大哭起来,她哽咽着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拉科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必须快速行动,他曾经做过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是卡伯里的上司,他知道卡伯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喜欢采用迅速而又强硬的手法对待白领嫌疑人。拉科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想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话,就应该尽快,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惩罚,可能会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会破产。拉科夫还说,如果西格尔选择抗争的话,他也会帮他辩护的。
西格尔一时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他感到这一天的痛苦和压力快要使他崩溃了,两人一起抱头痛哭。
西格尔和约瑟夫见面时,拉科夫给卡伯里打了一个电话。拉科夫说:“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我是他的律师,你发给我吧。”他接着说,他想和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他第二天上午再谈。
拉科夫仍然对西格尔的心态很担心,第二天上午,他开车接上西格尔,送他去法院。他不想冒险,因为西格尔在去法院的路上可能会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西格尔被从侧门带到了法院,然后被带到了一层的大审判室,在这里可以听到诉讼人的请求和抗辩。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里面是一件蓝衬衫,系着红领带。罗伯特・沃德法官把西格尔的庭审安排在当天日程中的最后一项,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等待近3个小时。
约瑟夫问道:“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回答说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担忧。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有理由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CS.1即将亮相,并且接受认罪的消息传到了各大媒体,因此审判室里挤满记者,同前一天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接受审讯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格尔。各大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挤满了通往审判室的入口和联邦法院大柱子的台阶。最后,沃德法官宣布西格尔出庭受审。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中打转。他回答说:“绝对没有。”拉科夫曾指示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同政府合作。
西格尔向法官保证他没有服用药物,也没有在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沃德法官问他的教育程度。西格尔犹豫了片刻,他打算说哈佛商学院,这是他的母校,但是他不能这样说。他感到非常羞愧。最后,他回答说:“大学毕业。”法官宣读刑事起诉书中的指控,他被控一项违反证券法罪和一项逃税罪,因为他从布斯基那里获得的非法收益没有报税。西格尔几乎没有听到法官在说什么,他只顾着擦去眼中的泪水。
约瑟夫打断他的沉思:“你做什么错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你有什么申辩的吗?”他听到巨大的法庭里回荡着这句话,然后是一片寂静。
西格尔说:“我想请个假,我收到了一张传票。”听完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约瑟夫的这种反应让西格尔震惊不已。约瑟夫高兴地说:“你加入‘俱乐部’了,阿克曼收到一张,米尔肯收到一张,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张。”已经很震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了?这些人都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满脑子都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所以他没有考虑过除了他自己以外,布斯基还和其他人有牵连。
“我有罪,法官大人。”他说,声音轻柔而坚定。沃德法官宣布,将在4月2日宣判,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当天下午再晚些时候,西格尔回到了德崇公司,直接来到了约瑟夫的办公室。在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之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研讨会,约瑟夫刚刚开会回来。他认为西格尔看起来很糟糕,就好像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一样。
西格尔被带进了被告厅,在那里他和当天上午受审的27名毒贩一起按指印。为了避免记者的围堵,他试图从一个地下室的门走出法院,但是却被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给堵住了。当西格尔的律师们护着他向一辆等着他们的车走去时,照相机跟着他们一直不停地拍。在上车前,他停顿了一下,在奥德丽・斯特劳斯的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他上了车,车门随即关上,直接朝机场开去。
在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时,西格尔和拉科夫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德威兹打来电话,把股票记录纸上关于布斯基认罪的消息读给了他们。突然之间,事件之间令人迷惑的顺序开始清晰起来。西格尔告诉拉科夫和斯特劳斯:“你们不知道事情是么多严重,天都要塌下来了。”
西格尔的认罪以及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被捕的消息使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新主人通用电气公司大为震惊。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并购部主管听到西格尔的消息后,哭着从交易大厅跑了出来。西格尔仍然有许多仰慕者,尤其是在那些支持他的员工当中。但是,随着真相不断浮出水面,尤其是他曾经从布斯基那里拿过黑钱的事被披露之后,公司内部反对他的情绪日益高涨。对于西格尔跳槽到德崇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这种憎恨更加强烈了。
西格尔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之前,他要求见见利普顿,当时利普顿刚刚从得克萨斯州休假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了利普顿宽敞的办公室,以前他做投资银行业务时,也经常来这里。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帮助和提携他,现在,坐在这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面前,西格尔又一次泪流而下。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说:“对不起。”也许利普顿已经经历过了太多次这样的梦魇,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赖克,现在又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像喜欢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向他保证什么,他的态度似乎非常冷漠。
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管们获悉这个消息时,他们正在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总部大楼的餐厅里吃饭。他们原来认为基德尔・皮博迪是一家出色的投资公司,因此向它投入了6.5亿美元,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笔投资很危险了,这让他们非常震惊。当天晚上,在曼哈顿的高档餐厅贝纳丁(Le Bernardin),通用电气公司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举行了一个晚宴,庆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最近刚刚做成的一笔业务,这个晚宴却警醒了他们。
西格尔尤其担心他在德崇公司的同事,以及他和该公司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工作。他感到必须立即和约瑟夫谈谈。另外,拉科夫想让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能是个很有价值的秘密线人。但是西格尔坚持说,他不能和政府合作,秘密调查德崇公司。他说,自己的违法活动不是在德崇公司进行的,而且他也不知道德崇公司的任何犯罪活动,因此要设计诱捕那里的同事很不公平。拉科夫同意西格尔对约瑟夫说这件事,告诉他传票的事,并且向他请“病假”,准备回答问题。接着,在当天晚上,他还要在马奇・罗斯・格恩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同拉科夫以及另一名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见面。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他们的新主人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而这次逮捕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当基德尔・皮博迪的马克斯・查普曼等人替威格顿辩护时,通用电气对此却不以为然。通用电气有应对政府刑事控诉的经验,他们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政府是不会发起大规模调查活动的,更不要说公开抓人了。他们也知道,在西格尔的合作下,政府会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来指控基德尔・皮博迪。一个公司通常会为自己员工的犯罪行为负责,而西格尔正在认罪。
拉科夫很吃惊,虽然西格尔忧心忡忡,但是他没有试图淡化或者否认罪责。他很快就向拉科夫讲述了他同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情况,包括最糟糕的方面,如接受现金报酬。此外,他还讲述了他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
在通用电气兼并了基德尔・皮博迪之后,该公司仍然由德农西奥具体负责,通用电气很少插手。然而,认识到目前情况的严峻性之后,通用电气负责处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事务的副总裁兼财务主管劳伦斯・博西迪安排公司的约瑟夫・汉德罗斯负责此案的具体工作。汉德罗斯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副总法律顾问,富有刑事案件经验。博西迪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职业棒球运动员,正直诚实,而且对“过去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毫无个人感情,他决心迅速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
大概在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切尔律师事务所见到了佩德威兹。西格尔告诉他:“我不想对抗,我要赶紧处理完这件事,我要赎罪。”最后,西格尔聘请杰德・拉科夫做他的代理律师,杰德原来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后来成了马奇・罗斯・格思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的合伙人。拉科夫从办公室赶来同西格尔和佩德威兹见面,当他来到时,西格尔已经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佩德威兹给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打完电话之后,该办公室就通知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西格尔在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因此传票也发到了这里。
通用电气已经派自己的一个审计小组进驻基德尔・皮博迪,彻底审查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管理。现在通用电气立即指示审计小组调整审查方向,进而调查被指控的内幕交易。基德尔・皮博迪也组织自己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包括约翰・戈登、西格尔的朋友彼得・古德森和公司内部的律师罗伯特・克兰茨。随着他们开始工作,恐惧感——大多是不可言喻的恐惧感——弥漫在整个公司之中。西格尔是否会牵连他人,尤其是德农西奥?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是怎么运作的?有些人听到该公司有一个套利部门时,都非常震惊。审计小组在审查时,按照“可疑”和“有问题”将交易记录分类整理,并统计出总共的数目。哈尔・里奇了解到,“可疑”交易在几天之内就达到了100多项。
然而,尽管她这样说,她还是意识到了丈夫的痛苦和绝望,她的震惊很快就被恐惧所替代,她害怕他会自杀。于是,她立即安慰丈夫,支持他坚持下去,这种支持正是他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是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着,她又忍不住潸然泪下。
里奇和戈登还有其他担忧的理由。他们在研究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时,回忆了他们自己在SCA公司交易中的经历。他们当时的怀疑现在似乎都得到了确认。他们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可以断定是真的。
他的妻子哽咽着说:“你做的事很可怕。”她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这件事情他竟然没有告诉她。她说,西格尔击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在西格尔认罪之后的第二天,即星期六,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工作小组被召集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同朱利安尼、卡伯里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刑事处的负责人威尔逊和负责弗里曼一案的检察官卡图希罗。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和斯图克也参加了,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包含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基德尔・皮博迪方面参加的人有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文・施瓦茨(负责人)、克兰兹、汉德罗斯和加里・纳夫塔里斯。纳夫塔里斯曾经是威尔吉斯的律师,后来受到汉德罗斯的聘请出任通用电气公司的法律顾问。
简立即哭了起来,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中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西格尔继续讲着,快速把他和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大概讲了一遍。他感到极其痛苦。简继续啜泣着,看到自己竟然这么深深地伤害了她,西格尔感到很恐惧,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朱利安尼开始说:“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肯定有违法行为。”但是施瓦茨立即开始反击,他义愤填膺地告诉朱利安尼:“你们应该道歉。”并且,他还谴责联邦检察官在办公室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行动。
“我有点儿事要告诉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妻子领进客厅。简脱下大衣,在沙发上坐下,西格尔把双层木门关上,然后挨着她坐下来,握住了她的手。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开始说:“你还记得那封让我心烦意乱的信吗?就是邮到我们康涅狄格的家里的那封。关于那封信有个情况,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原谅我。”
卡伯里反驳说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它在其他事务上同时代表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施瓦茨几乎都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提高嗓音,大声说:“我不需要你们来教训我。即使我在职业道德方面需要建议的话,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
回到家时,保姆告诉他妻子出去购买圣诞用品了。西格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妻子36岁的生日还有两周就要到了,现在,他也要毁了它。接着他听到前门被打开了,他赶紧走到了门厅,只见简拎着大包小包走进来。她看到丈夫在家,大吃一惊,然后兴奋地告诉他她所买的东西,以及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的话,
政府的律师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件事。自从维南斯一案之后,他们一直怀疑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它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维南斯一案已经明确显示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内部缺乏管理、法纪涣散。现在,该公司之前的明星已经坦白承认了在该公司期间的重大犯罪活动,而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却认为政府应该道歉。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公寓,西格尔知道不能再对妻子隐瞒下去了,但是,他又非常害怕这种摊牌,担心妻子会离开自己。当时,正好是上午10点左右,是交通的高峰期,出租车在车流中慢慢穿行。坐在车上的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杀的场景:回去后,不是上楼,而是直接到车库,把家里的厢式货车开出来,离开这个城市,沿着95号州际公路向东开,一直到麦安纳斯河(Mianus River)上的大桥,然后从桥上冲下去。这种死亡的前景似乎非常诱人,但是一想到车毁人亡的痛苦场面,他就吓得脸色煞白。
克兰兹心平气和的方式也于事无补。他说:“有什么问题呢?请告诉我吧!”说着,他环视着政府的律师们。律师们沉默不语,他继续说道:“我真不明白有什么违法行为。”
佩德威兹说他已经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过这件事了,他们得出结论,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人,因为该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过许多他这样的客户,这些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指控。但是佩德威兹提出要帮助西格尔再找一位刑事律师。佩德威兹说:“有些律师会同政府抗争,而有些律师则会合作。你喜欢哪一种呢?”西格尔说他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朱利安尼一直都很平静。现在,他说:“我们的认识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有问题,你们越早解决越好。你们必须接受处罚。”接着,卡伯里接过话继续说。他指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要为西格尔的行为承担可能的刑事责任,并提醒他们在维南斯一案中的表现不佳,包括维南斯在一本书中所披露的违规行为。然后,卡伯里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问题绝不仅限于西格尔的事。政府还掌握了其他的情况,该公司驻波士顿的经纪人唐纳德・利特尔涉嫌进行股票寄存交易,利特尔和布斯基有联系;并且该公司证券交易部的主管也有问题;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的总裁杰克・罗奇也被牵涉进来。
他一边抽噎,一边说:“我做过那些事,我有罪,很抱歉,我想改正错误。”
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起诉你们。”施瓦茨似乎大吃一惊。朱利安尼给他讲述了公司要为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事,施瓦茨反驳朱利安尼说他不懂常识。在双方的相互指责中,会谈迅速谈崩了。施瓦茨气冲冲地领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团队离开了,留下怒不可遏的朱利安尼等人。
第二天早上,佩德威兹告诉西格尔:“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那封信的事全都清楚,他们也知道你和布斯基之间的一切情况。”他不用再说下去,西格尔的防线已经崩溃了。他用手抱着头,痛哭流涕起来。
汉德罗斯把这次会谈的情况汇报给博西迪之后,博西迪大吃一惊。在他看来,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这样做真是愚蠢至极。博西迪认为,必须迅速采取措施。他看到了政府起诉赫顿公司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他相信如果起诉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话,对该公司的声誉将造成严重的破坏,即使最终能够侥幸获胜,这种损失也是无可挽回的。
当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佩德威兹的电话,他说:“你明天早上先到我这里来一下。”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是他没有讲具体情况。
通用电气公司的审计小组加快了工作步伐,并向汉德罗斯和博西迪汇报了此事。他们的发现并不令人鼓舞。在他们的调查中,有一些交易,如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是根据公开的消息进行的,可能还有些抗辩的余地。但是大陆集团的交易呢?大陆集团是高盛公司的客户,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门选择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时机太巧妙了,正好是在“白衣骑士”即将出现之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巧合”。纳夫塔里斯向哈德罗斯建议说:“一两个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容忍,但是五六个就不行了。”
西格尔说:“那你联系吧,我想把这事弄清楚。”
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高管的会谈也无法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通用电气公司也愿意相信德农西奥不知道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的阴谋诡计,但是,在公司运营中,德农西奥鼓励西格尔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提建议。他甚至连表面上的预防措施都没有,甚至没将套利部门和其他部门分隔开来。他疏于管理。通用电气的高管认为,德农西奥对公司的管理非常糟糕。最后,他们还得出结论,公司总裁罗奇(现在正接受调查)和克兰兹甚至更不称职。
接下来的一周,西格尔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他似乎突然之间急于想和西格尔见个面。西格尔拒绝了,并立即挂断了电话,但是布斯基的电话让他非常不安。接着,在11月10日,国税局的几个工作人员没有提前通知就突然来到了西格尔的办公室,不过西格尔不在。当他听说这件事后,他给佩德威兹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这次,佩德威兹说,他认为最好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系一下。
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团队同朱利安尼和卡伯里会谈之后两个星期,纳夫塔里斯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他告诉这位检察官:“通用电气的人想见你,没有基德尔・皮博迪或者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人。”通用电气已经决定控制该公司,而不是仅仅取得这次刑事调查的控制权。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被取消了此案的代理资格,由纳夫塔里斯和他所在的克莱默・莱文・内森・康明・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取代。3月7日,博西迪亲自同朱利安尼和卡伯里见了面,他先陈述了15分钟,说话的语气和上次施瓦茨的完全不同。
当佩德威兹看到这个证据时,他感到非常可疑。他怀疑这封信和电话是政府给西格尔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这好像又不可能,但是在莱文一案之后,政府一直在继续调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尽管这样,佩德威兹建议西格尔等一等,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会发生。
博西迪讲述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彻底调查,并承认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差承认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有罪了。检察官们相信这种调查和高盛公司粉饰太平的调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博西迪着重强调说,通用电气刚刚收购了基德尔・皮博迪,对调查中发现的情况一无所知。任何指控都可能导致公司破产,并殃及7,000名员工下岗。
西格尔意识到他和简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去康涅狄格的家了。于是,他开车赶到那里,打开邮箱,一眼就看到了那封信,正躺在一大堆没有开启的信件中。为了保护好指纹,西格尔戴上了塑胶手套,然后,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了信封,匆匆扫了一下那封短信。内容简单而神秘,首先是一句“我知道”,然后是要钱。比尔说,如果他没有收到钱的话,就会向国税局举报西格尔。西格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和信封放到了一个大信封里,然后封好,开车回到了纽约。